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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星卡”升温 ，专业从业人员提醒：新手勿跟风******

　　“球星卡”升温 ，新手勿跟风

　　本报记者 孙奇茹

　　“一张纸片，上面画着人 ，最贵 的那种签名卡竟然能卖好几百万美元！”一位国内著名脱口秀演员在舞台演讲时讲述了自己近期迷上NBA球星卡的故事。近两年来 ，继潮玩盲盒 、球鞋之后 ，又一个“小众”收藏品开始走向台前——球星卡。

　　“小卡片”成另类投资新宠？

　　一张印有运动明星肖像 的卡片 ，能值多少钱 ？今年8月 ，棒球名宿霍纳斯·瓦格纳 的一张球星卡拍出了725万美元 的惊人价格 。

　　球星卡， 是以篮球 、棒球 、足球 、网球等多项运动为主的顶尖运动员形象为元素制作的卡片， 是一种兼具收藏和投资价值 的体育IP衍生品。在诞生之初 ，球星卡的意义与不少国内消费者儿时从零食包装袋里拆出来 的小浣熊卡、水浒传英雄卡并无二致。1880年左右，美国烟草制造商将球员卡作为买香烟 的赠品附在香烟盒中 ，后来球星卡逐渐成为球迷文化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球星卡的购买、流通方式有两种 ：一是通过Topps 、PANINI 、Upper Deck等具有独家发行权 的球星卡发行商购买未开箱 的“盲盒”，抽中全球限量 、概率低的卡则具备一定 的收藏价值；二是购买已开盒 、卡面内容已经明确的明卡 。

　　球星卡 的销售状况和价格与赛事进展、运动员 的个人动态、球星卡发行的稀缺程度等密切相关。有些球星卡有球星签名，会更受欢迎。“球星卡价格还受球星比赛表现影响 。如果球星因伤退出这一赛季，球星卡价格也会回落。”一位资深从业者说道 。

　　业内人士透露 ，球星卡的成熟市场主要在北美，中国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中 。

　　兴趣变现带热国内市场

　　一些较早开始玩卡的国内资深“卡友” ，逐渐将兴趣变成了生意 ，也将这项略显小众 的收藏品类逐渐在国内推广。据了解 ，北京目前 是中国球星卡收藏与交易量最大的城市 。

　　张邱昊是北京最大球星卡店 的运营副总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在小学门口围观玩具小摊上的球星卡 ，初中时每天放学逛卡店 ，到如今运营一家业内知名 的球星卡店，他把对球星卡的喜爱玩成了专业 。

　　资深球星卡玩家 、T8收藏品廊主理人郑嘉琪从学生时代起就与球星卡结下了不解之缘，从2010年开始有规模、成体系地收藏球星卡，喜欢收藏顶级球星亲笔签名 的球星卡。今年8月 ，郑嘉琪辞去工作开设店铺 ，专注于球星卡销售 ，开启了球星卡跨境电商之路。近期 ，他 的店铺在eBay平台上线短短6周 ，累计销售额就突破20万美元。

　　“在我们平台上 ，每秒钟就有3张新 的球星卡卡片上线。”跨境电商平台eBay相关负责人说，中国庞大 的收藏爱好者和球迷基数 ，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不少卡遭遇缩水三分之二

　　需要留意 的是，球星卡价值波动剧烈，新手切忌盲目跟风 。一位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 ，不少NBA明星球员的卡，都遭遇过从高点缩水三分之二 的暴跌行情。

　　记者获悉，在“兴趣变现”案例的激发之下，部分新手抱着想“低进高出”赚一把 的心态购买球星卡盲盒 ，希望自己能开出高价值 的稀有球星卡。然而，一位北京球星卡店店主透露 ，整箱球星卡往往价格较高 ，动辄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一箱 ，很少有人能直接买下，因此“众筹开卡”“组队开卡”成了卡友之间的常态。即便如此 ，卡友们也常常因为不断开盲盒的冲动而付出高昂代价 。

　　从事球星卡行业多年 的张邱昊提醒 ：“建议初入门者不要盲目拆盒 ，可以先从自己喜欢的球星开始买明卡，这才能真正体现体育收藏 的价值 ，盲目追求稀有的球星卡，投入太大，风险也大 。”

　　《北京日报》2022年10月14日第15版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 ，在野外一度消失 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 ，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 、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 的成果 。”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 、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 ，2016年进行了修订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 。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 。”执法检查报告显示 ，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 ，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

　　对此 ，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 ，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会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 、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 ，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 ，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 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 ，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 、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 ，推动新修订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 、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 ，严格执法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 ，引起社会关注 。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 ，从境外引进 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 ，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 的 ，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 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 的安全控制措施 。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 的 ，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 、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 ，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 ，“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 的当地物种 ，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

　　此次修法中 ，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 的规范 、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 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此次修订中 ，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

　　近年来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 ，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 的空间重叠 。”谢屹表示 ，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 ，但作为关键栖息地 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 ，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 、监测和评估情况 ，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 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 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 ，修订后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 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 ，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 。”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 ，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 ，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 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 是大熊猫 的重要栖息地 ，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 。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 ，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 的野生动植物 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 ，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 ，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 。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 ，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 ，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 ，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 ，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 的陆生 、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 、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 ，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 、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 。”胡卫列表示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 ：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