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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临潼 ：“兔子哥” 的致富经******

　　光明日报记者 张哲浩 李洁 光明日报通讯员 王三合

　　2月1日清晨 ，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浩民养殖场上班的何寨街道村民陆续走进厂区，经过一系列消杀防护 ，在兔舍中开启了一天的忙碌工作 。

　　“这几天正是种兔产完兔仔需要精心照顾 的关键阶段，大家伙儿都忙着伺候兔子‘月子’呢！”浩民养殖场负责人付红伟介绍，养殖场除了常见 的伊拉 、伊高乐 、大耳白等肉兔类品种，还有荷兰侏儒兔 、迷你垂耳兔 、熊猫兔、花巨兔等宠物兔品种 。

　　“每只种兔平均每45天就可以产下10只左右 的幼兔，幼兔出生65天至70天后能长到4斤半至5斤半 ，就可以出栏了。”讲起这些日日挂心的兔子时，付红伟有说不完的话 。

　　“以前，肉兔都 是散养的 ，集中养殖能更好地控制成本，增加收益 。”自幼就喜欢饲养动物的付红伟，瞅准了兔子繁殖能力强、养殖周期短、产业见效快 、市场好的特点，也希望用自己 的爱好实现更多的价值。

　　2019年10月，付红伟投入500多万元建设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 ，成了村民眼中 的“兔子哥”。

　　“目前，养殖场占地75亩 ，有兔舍13栋、种兔6000只，年出栏量达40万只，按照现在每斤11元 的市场价，收益可观 。”付红伟说，现代化养殖场建成后 ，已发展为集肉兔养殖与销售 、种兔生产与经营、饲料生产与销售，及技术服务提供为一体的综合性农牧企业，产值在500万元左右，常年固定用工20多人，带动周边地区群众务工致富 。

　　在兔舍，身着工作服 的饲养员周小香正干得起劲。“以前就靠种地和打零工 ，收入不稳定。自从这个基地建起来后 ，我就来这里工作 ，每天工作时间外还能照顾孩子 ，每个月还有3000多元的固定收入。”周小香满意地说，村民们不仅可以在家门口 的养殖场就业 ，还可以领取兔苗代养，在养兔产业的带动下，很多村民都过上了好日子 。

　　如今 ，在“兔子哥”付红伟 的带动下 ，小小 的兔子养殖产业逐渐成为当地主打产业 。据了解 ，2022年 ，养殖场每月兔子 的销售量大约有15000只 ，全年帮助村民代销肉兔约10000只 ，还远销至四川、重庆、广东等地。

　　规模化养殖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 ，更让付红伟尝到了科学养殖带来的甜头。走进养殖场内，环境控制系统、污水处理系统 、生物肥发酵池无不让人耳目一新 。

　　“兔粪含有丰富的氮、磷、钾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 是用作有机肥料的优质选择。但过去兔粪处理一直是肉兔养殖 的一个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付红伟成立了西安三民农业循环发展有限公司 ，建起50亩 的蔬菜大棚基地 ，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综合项目 ，将兔粪集中收集，进行无害化加工处理 ，为蔬菜等种植业发展提供有机肥料 。

　　“芥蓝苗每斤8元、冰草每斤6.5元……现在养殖场不仅肉兔供不应求，蔬菜基地也因为施用兔粪有机肥 ，生产 的优质蔬菜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 的认可。”付红伟介绍，养殖场每天产生的兔粪“原材料”除了供蔬菜基地发酵使用 ，多余 的还由有机肥厂上门收购 ，每天额外增加了1000多元 的收入。兔粪变废为宝 ，实现了兔粪 的资源化和减量化，也作为天然有机肥为蔬菜种植提供了质量保障 。

　　“我们 的农业目标就 是探索走出一种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拉长产业链条，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成果 。”谈及未来 ，付红伟还有很多宏伟梦想，今年8月将完成养殖场二期建设，并尝试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发展“畜牧+旅游”新业态 ，将兔子养殖拓展至旅游、研学，让乡村振兴“畜”势勃发、“兔”飞猛进。(光明日报)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 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 的认同 。不同社会纽带 的背后是不同 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 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 的共同体 ，城市 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 ，对本地主保圣人 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 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 。这种类型 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 ，比较典型的 是昂热 。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 ，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城市 ，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 的兄弟会 是市民团结 的重要纽带 。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 的法国东北部地区 ，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里尔 、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 的共同体 ，城市存在 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 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 ，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 的掠夺 、流民 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 、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 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 的民兵组织 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 、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

　　需要指出的 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 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 ，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 是正式 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 。由此可见 ，行会和堂区 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 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 ，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 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 。不过 ，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 的纽带和基层治理 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 。具体来说 ，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 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 的城市往往 是中小城市 。城市居民共同 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 ，堂区 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 、婚姻和去世的记录 ，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 ，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 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 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 ，同行业 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 ，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 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 、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 的命令 ，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 ，这 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

　　大体来说 ，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中 ，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 的基层治理组织 ，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 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 ，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 。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 ，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 ，街区 的设置更加灵活 ，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 ，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 。最后 ，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 ，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 、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 。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 ，而图卢兹则 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 、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 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 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 。这种基层制度 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 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 、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 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 。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 ，由区长 、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 。街区 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 ，一般 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 的市民显贵兼任 ，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 的市民组成民兵 ，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 ，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 。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 、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 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 ，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 的稳定。

　　然而 ，市政街区 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 ，市政街区实施 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 的自治 。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 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 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 ，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 ，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 、打零工者、流民 、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 ，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 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 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 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 ，法国有越来越多 的移民涌入大城市 ，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 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 ，无法应对日益复杂 的城市治理问题 。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 。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 的民兵在技能 、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 的差距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 ，近代法国国力 、军力 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 的威胁 ，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 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 ；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 ，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 ，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