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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千里“江山”，感知习近平眼中的“人民”******

　　(近观中国)观千里“江山” ，感知习近平眼中的“人民”

　　中新社北京9月22日电 题：观千里“江山”，感知习近平眼中 的“人民”

　　作者 钟三屏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法文专家戴维力(Jean DELVIGNE)的手机里 ，存着北宋王希孟所作《千里江山图》 的扫描照片 ，这是他为了翻译“江山就 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特意下载 的 。

　　如何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多次谈到的这句话找到最精准 的翻译 ？这位外籍专家观中国山岳河流 ，品读中华文化 ，感受到“江山”在中国政治词汇中的独特意涵 ：“江山” 是中国人对国家和政权的形象表达，与人合为一体 、不可分离 ，人民是“江山” 的核心 。

　　古往今来，跨越语言、肤色和地域，国家与人民 的关系始终 是一个重要命题。执政者如何认识和感知“人民”，也是一门“世界语” 。

　　“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道出了当代中国对“人民”的理解。

　　以世界背景为参照 ，更能感知习近平这句话 的“中国味道” 。

　　戴维力从西方文化中为它找到了一个对应的表达——拉丁语短语“Vox Populi, Vox Dei” ，意思 是“人民 的声音至高无上” 。

　　在戴维力看来，中国政治家所说 的“江山”象征一种天然有机的权力，“天人合一” ，“江山”和“人民”融为一体 ，就像人们日常喝水 、用水种地一样“无法分开”。而西方人通常认为人和大自然 是分开的 ，西方 的政治、制度和哲学都在讲“分离”，这是中西方最根本 的不同 。

　　“如果我们从政治理论来分析‘江山就 是人民 、人民就 是江山’ ，这句话就像习近平在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我们的人民不分离’。”戴维力说。

　　从历史角度看 ，今日中国执政者对人民 的认知，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源”，以中国社会土壤为“根” 。

　　中国人千年前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 ，莫贵于人”，把人摆在社会和价值体系重要位置。在论述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 的丰富思想时，习近平多次强调民本观念对执政的借鉴意义。

　　在继承爱民利民、富民惠民等理念基础上，中共提出“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的人民立场 ，赋予民本新的时代价值。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 。

　　中国共产党探索本国道路的百年史 ，也 是一部“人民观”的践行史。

　　在中国著名的政治地标北京长安街上 ，中南海新华门内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就 是百年基因最显性 的表达 。

　　习近平指出，“打江山、守江山，守 的 是人民的心” 。在观察家看来，习近平关于“江山”和“人民”关系的阐述 ，究其本质强调的是“人心向背”这一根本性问题。

　　放眼世界，“治乱兴衰” 的案例屡见不鲜。习近平反复用“塔西佗陷阱”“霸王别姬”“历史周期率”等经验教训告诫全党，“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戴维力还观察到 ，中共执政者与西方现代国家 的一个区别 ， 是不仅代表人民 ，还带领人民，“通过说服人民，让人民赞同，带领人民去做伟大的事业”。

　　从“人民江山论”视角出发 ，中共把人民看作江山本身 、视为建政执政的价值所在 ，也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启迪 。

　　“‘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这就像 是一句可以雕刻在人民大会堂外观上 的话，代表了一个最重要 、最基本 的原则。”戴维力说。(完)(图片素材来源：新华社 、中新社 、中新网)

走向世俗与儒雅——汉唐间孔子形象 的演变******

　　作者 ：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

　　一时代有一时代 的思潮。随着儒学 的沉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 ，孔子形象 的变迁附着了更多的政治 、社会内涵 ，特别在汉唐时期。

　　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 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三月，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 。文中 ，史晨一再强调孔子 是“乾坤所挺 ，西狩获麟，玄丘制命，……为汉制作”“汁光之精，大帝所挺 ，……承敝遭衰 ，黑不代仓……获麟趣作，端门见征 ，血书著纪”（《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因 是上奏尚书省 ，自 是要谨重万分 。显然 ，对孔子形象 的描述 ，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 的谶纬观念，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其母颜征在“野合” ，诞育了孔子，一如刘媪息止大泽 ，“梦与神遇”而产下汉高祖般 ， 是应世感生，也即声称 的“乾坤所挺”。“玄丘”，指孔子被称为“玄圣素王” 。“有德无位”是孔子一生真实 的写照，为此尊奉为“素王” ；素王为汉制作宪法 。孔子为黑帝水精 ，即水德，是尚法的象征。秦始皇定秦为水德 ，就是取其“刚毅戾深 ，事皆决于法……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更何况，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本就掌管、熟习律法 。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制定宪法 ，阐释天命，以推行教化，即水胜火（汉 ，火德 ，尚赤）也。对此 ，孔子本人也有明确 的自觉，“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 ，亦有担当大道 的自信 。

　　这种比附下 ，各种《论语摘辅像谶》《论语素王受命谶》等踊跃出现 ，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 。这中间 的一个关键，就 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 的描述，典型 的就是《春秋演孔图》所描绘 的“大九围，坐如蹲龙” ，“首丘”“龟脊虎掌”等 ；“龟脊”，即凸起，从另一个角度看正 是驼背。

　　与此尊崇孔子（时封褒成侯）及儒学在西汉元 、成间 的上升相联系的 ， 是西汉中晚期以来 ，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的画像以表彰 、推尊的传统 ，如“光和元年（178年） ，遂置鸿都门学 ，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同时 ，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 ，也一改画风，集中以“孔子见老子” 、表彰好学 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 ：头戴小冠 、长须 、束带 、长衣 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面向左边 的老子请教，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 ，中间 是一童子，即孔子的老师项橐 。孔子身后 ， 是陪侍 的弟子，即其足以自豪 的颜渊、子路、子贡等五人 。

　　《春秋演孔图》 的描述不免空泛 ，今能有幸一睹汉时 的孔子画像。这类画像，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 、留存物较多的 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 。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 ，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 。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 ，即数量较多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至少30块以上），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 ，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其背略驼，却是一望即知 。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二、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 。典型的 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 、新莽时 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 、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但其帽饰（小冠 、幞头 、平冠） 、身形（瘦削 、粗壮）等都有明显差别。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 ，但细节上有不同——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不过 ，附着在孔子形象上的不无牵强 、粗鄙 、浅陋的谶纬比附，所谓 的“异相” ，在曹魏就已开始 的严禁谶纬下 ，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隋时 ，谶纬已完全衰歇、败落了。

　　二 南朝：孔子人间形象 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 的种种神异与光彩 ，东晋 、南朝 ，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佛教等强烈的冲击 ，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 。

　　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184年） ，党锢解禁后，晚年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 ，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 的比附 、神化 ，展示出了一位切实 、活泼生动、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 ，一个更趋坦诚、真实的孔子形象。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的注释 ，就只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 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 。这更符合孔子 的生活实际 ，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是一位蔼如的智者 。这一倾向 ，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范晔的祖父所继承。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 、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 。

　　这样 ，明显有过多神化、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枯竭了 。

　　与儒学 的衰退相一致的 ， 是这一时期 的墓葬，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 、勇士 、烈女贤妻等形象，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在南方，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特别 是南朝 的帝王陵，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 、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等名士 ；北方则多为隐士、孝子形象（如《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 的元谧石棺等）。

　　不过，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如《历代名画记》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图》 ，陆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颜图》 ，宗炳《孔子弟子像》 ，张僧繇画“仲尼十哲”等，但明显少了许多。在今孔庙圣迹殿 ，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 的传统 ，头戴平冠、褒衣博带、“秀骨清相” 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 、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

　　这 是孔子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 。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 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 、盛唐 ，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两汉时，“先圣”成了周公 的专称 ，孔子只好屈居第二 ，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先师”。据《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 、《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条，这一时期尊崇、祭祀孔子 的重要举措有：贞观二年（628年），罢周公 ，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贞观四年 ，诏州 、县学皆作孔子庙 。神龙元年（705年），以邹 、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 ，以奉岁祀 ，子孙世袭褒圣侯。开元五年（717年） ，颁布诏令《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 ，更进一步抬升 ，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并褒赠“十哲” ，东西列侍（《旧唐书》卷二四《仪礼志四》） 。制度日趋完善，规格、地位日渐上升、稳定。重要的 是 ，在浓烈 的尊崇氛围下 ，更沿袭 、上升到国家 的层面，即借助科举的力量，《论语》成了一门必考科目，促使了整个社会 的研学。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如檀州刺史韦机，显庆（656—661年）中“创立孔子庙”时 ，就“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 。

　　与此相应 ，是一流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 的绘制与定型。

　　今仍能一睹、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 的《孔子弟子像》长卷，绢本设色（今藏故宫博物院）。阎立本（601—673年） ，曾奉诏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卷》 ，卒前曾任中书令 ，当日地位极为尊崇。阎氏生活 的时代 ，正 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 的突飞猛进时期，适逢其会，恰能作为规制，颁示天下 。其所画 ，正 是一位头着儒冠、长髯及颔、目光深邃、睿智，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侧面；左手略微举起，一副正在讲解 、授业的模样。唐时“孔庙”“先师”身份的界定 ，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 。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 、目光略微向上 ，为汉制作律法的《司寇像》 ，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 的作品 。但其“口露齿”“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 的异相,这汉时谶纬 的遗绪，与唐人主流认知、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 的“先师”形象截然异趣。反倒 是“圣迹殿”中陈列的刻石、传为吴道子所绘 的“先师孔子行教像”，长髯飘飘 ，一副儒雅、蔼如 的形象，倒很契合唐人 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

　　阎、吴之后 ，可能因其盛名，或因诏令作画 、版式一统等缘故 ，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即一种粉本与经典 ，在世间流传 。同时 ，又以绘刻 、塑像 的形式 ，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 的全面拓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13版）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