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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往知来，感知习近平 的大历史观******

　　(近观中国)察往知来 ，感知习近平 的大历史观

　　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 黄钰钦)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不久前 的烈士纪念日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2014年，中国将每年9月30日设为烈士纪念日。此后，习近平连续9年在当日出席纪念活动 ，铭记历史、缅怀英烈 。

　　在习近平 的推动下，中国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烈士纪念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 ，每一次庄严纪念都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望 ，也像打开一扇窗口让外界从中感知习近平的大历史观 。

　　历史观 是人们对社会历史总 的 、根本的看法 ，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历史 ，习近平尤为重视，他反复强调 ，历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 、历史 是最好 的老师、历史是“最好 的清醒剂” 。

　　有评论指出 ，习近平对历史 的高度重视，构成其大历史观的基础。他将历史看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 、发展及其盛衰兴亡 的真实记录 ， 是前人 的“百科全书” 。他还曾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 ，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

　　习近平对历史 的重视，体现在一些细节中。例如 ，近年来 ，在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时 ，细心 的人们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他身后 的书架上有《党史札记》《史记选》《世界通史》等大量历史典籍 。

　　这样的重视，还体现在看待历史 的维度上 。习近平在谈及世界历史时 ，将其比作“人类最好的老师” ；说到民族历史时 ，他认为“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 的基础” ；论及学习中共党史，习近平将其看作是广大党员 、干部 的一门“终身必修课” ，强调“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这种历史观是以宏阔的大视野来观察历史，将现在同历史发展逻辑联系起来 ，并汲取经验用于未来发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是中共的重要经验，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 、更好前进。

　　如何在想问题 、作决策时具有历史眼光 ，关乎治国理政 的成效。观察认为，在习近平的大历史观中，历史不仅给人智慧的启迪，更 是治国理政 的重要资源。

　　习近平多次指出 ，“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在这方面，习近平身体力行 。比如 ，2014年10月13日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主题正 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在谈及对待历史经验时 ，他强调，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 ，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 、牢记历史警示。

　　在习近平看来，历史中的治国理政经验 ，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历史既 是“最好 的教科书”，也是“最好 的清醒剂” 。透过这样一次集体学习，人们或许能更直观理解习近平所提倡 的以史为鉴 的“方法论” 。

　　“如何以史为鉴 ，汲取治国之道 ，构成习近平大历史观 的核心要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希贤指出 ，无论 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治国理政的有益借鉴 ，这才 是真正 的“以史为鉴” 。

　　而一段时间以来 ，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时响起歪曲历史、掩盖事实、美化侵略等错误言论的刺耳杂音 。人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在习近平的大历史观中 ，外界还可以看到其鲜明的态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都坚定予以驳斥 ，“历史就 是历史，事实就 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斩钉截铁地指出，“任何人想要否认 、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 ，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

　　——在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时 ，习近平明确宣示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 ，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 ，习近平强调 ，“铭记历史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 ，习近平引述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名言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

　　对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分析称，历史虚无主义 的要害，就是抹杀和篡改历史，从根本上否定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对待历史实事求 是 的态度 是真正敬畏历史 、尊重历史 。

　　“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 ，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 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 的过去。”近日，习近平在为《复兴文库》作的序言中，再次强调要“以史为鉴 、察往知来” 。

　　历史 是过去 的现实 ，现实 是未来的历史。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 ，如何把握时代大势 、走好中国道路，在厚重的历史里，有智慧的启迪。(完)

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是对外话语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属性 ，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 的语境藩篱 ，从语言、图像符号 的信息本质入手，以“平实的陈述 ，生动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 ，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的失真率 ，提高“中国故事”的易读性和亲和力，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叙事语境 传播艺术

　　近年来 ，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对外传播产品的供给不断丰富 ，网络 、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制作 、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 的理论研究 ，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 ，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更 是难点所在 。“软件” 是传播内容，更 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叙事语境 是关键一环 。通过文字 、图片 、声音 、视频媒介制作 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 ，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 的标准 是跨文化的“穿透力” ，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 的能力 。

　　一 、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成员所进行 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1] 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在于，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 的文化 ，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可能被误读，甚至反向解读 。

　　(一)中国对外传播 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 的多样性，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 的重要参照 ，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 、犹太教、伊斯兰教 、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 的框架 。[2] 当然 ，这种划分 是粗线条 的，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 、历史文化 、地理环境等相结合 ，又生发出文化 的复杂性差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日本 、韩国、越南等国家之间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

　　当前 ，对以欧美为代表 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 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的“语境鸿沟” 是必须面对 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一 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 。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 是西方文化 的底层价值观，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二是“权力距离”的差异。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 的距离 是重要的价值观维度。东方社会被认为 是“高权力距离社会”，即认同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 ，而西方社会则相反 。三是“高语境与低语境” 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 ，东方社会 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 、间接 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是低语境文化 ，喜欢开门见山、直接 的语言表达 。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 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 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美国为首 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的刻意抹黑与打压 ，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文化之间 的鸿沟客观存在 ，难以填平，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 ，保障传播信息 的跨文化抵达是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一 是叙事层面。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解读障碍 。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还需要生动活泼的表达，增加亲和力 。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 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的跨文化传播案例 。二 是价值观层面。“寻找共同点”始终 是跨文化传播的密钥 。我们 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中观上需体现法治、低碳环保、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的理念 ，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弘扬人类情感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这样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

　　在国际传播中 ，语言翻译固然重要 ，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不是决定性 的 。一方面 ，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 的翻译才会有理想的传播效果 ；另一方面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机器翻译不断成熟的背景下 ，一个好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 的多种可能性 。

　　二 、当前对外传播 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 ，展会、论坛、招商等场合及网站 、新媒体上的对外宣介 ，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 ，在海外媒体上的形象展示等。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 ，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 的文化语境 ，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 、实践经验尚有不足 ，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影响国际传播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内宣体、文件体 、企宣体 、网络体等语境范式 ，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 ，形成全新的对外语境，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用力过猛” 。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 、宏观铺陈 、自我夸大、结论先行等 ，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 ，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就 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 ，转变他们的看法，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 ，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 ，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 。但是，在叙事中直陈我们 的“劝服性意图” ，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 是不明智的 。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 ，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 是敏感的。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的说服意图 ，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 ，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3]

　　(三)用语不够平实 、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抽象性 、多义性 ，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不应迷恋于华丽的词汇、恢弘的排比 、复杂 的句式 。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 ，却损害了语言表意 的基本功能。因此，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 ，少用或不用形容词 、副词 ，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的政治术语、“热词” 、简称 ，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另外，网络体有生动的一面 ，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 ，网络词汇是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 的产物 ，通用性不强 ，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热梗” ，难免遭遇“尬聊”。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 ，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但好故事 、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 的故事还是不多 。讲故事关键要见人 、见事 、见细节 、见情感，要能打动人 ，避免套路化 的叙事。故事的形态是多样的，有宏大 的故事，也有普通人的故事；文字可以讲故事，图片、视频也可以讲故事 ；可以 是完整 的故事，也可以 是嵌入式 的小故事，一句话 、一张图、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的故事。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

　　以上说 的主要 是“术” 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道”，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 ，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 是信息抵达 ，最佳也是最难达到 的效果 是实现共情 ，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 。要达致共情，必须有“移情”的能力 ，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 ，并以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 的能力。[4] 要具有这种能力，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 的历史、文化，了解当地受众的认知习惯，做到知己知彼，因地施策，分众传播 。

　　三、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的陈述，生动 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 ，摒弃宣传味，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的语言 ，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 、硬话软说 、空话不说”。[5] 近年来 ，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 ，探索用融通中外 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 ，文明互鉴”为主旨 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为基本导向。平实的陈述便于理解 ，生动 的表达易于接受，这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平实 的陈述”中的“平实”是指用平实 的态度、平实 的语言讲述事实，语汇的指代应该 是具体 的 、清晰的而非抽象 的、模糊 的 ，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 的部分 ；“陈述”就是有条理地说出，区别于抒情，更不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制造“泪点” 是不现实的。

　　在传播实践中，对内容 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生动 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 、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以小见大 、细节 、现场感 、生活气息、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的载体 。

　　“生动 的表达”还应该是简短的 。简短是传播内容 的浓缩状态 ，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 ；另一方面 ，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简短 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 的受众接纳 。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 、短句、短段落，力戒穿靴戴帽 、拖泥带水。当然，简短 的内涵 是注重对传播内容 的提炼，并非简单的篇幅长短问题。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 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音像 、视频等形式 。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 。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的特征 ，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 、表象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 的目的 ，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 的广阔空间。

　　“平实 的陈述 ，生动 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 。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 ，对外国观众而言，他们通过屏幕看到 的就 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的视听作品 。在举世瞩目的时间节点，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 的开放 、自信，中华文化 的简约 、大气 、唯美、灵动，自然成为以一当百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

　　李子柒则是民间对外传播 的典型案例 。她拍摄的展示田园生活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节日、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以精致质朴的画面见长，没有配音，更没有英文字幕 ，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视觉形象塑造也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势力攻击、抹黑中国的“武器”。充满歧视意味 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 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 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 的，BBC 在报道中国 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的操作更 是西方新闻史上 的一个丑闻 。与之相反，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 的中国摄影师罗冰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的正向视野。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奇兵”作用，需要把跨文化传播的理念融入策划 、拍摄、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 ，不断推出“中国视角 ，国际表达”的制作精良、有感染力的作品 。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 ，又大有可为。

　　四 、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 。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加强外派 、交流 ，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 的经验 ；吸收海归人士 、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 ，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中国学习 、工作、生活 的外籍网红 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的便利。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 ，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 ，也是国际传播 的生力军 。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 ，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让更多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 ，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注释 ：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 ，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1-89 ，314

　　[3](美)洛厄里 、(美)德弗勒著 ，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 ：中国新闻社 ，2014.23-24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