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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第一辑首发 讲述考古80余年硕果******
中新网杭州1月12日电 (谢盼盼 张紫懿)时至今日 ，中国现代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 ，浙江考古在中华文明探源和脉络展示上的贡献如何 ？“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第一辑)给出了精彩 的回答。
1月11日 ，首部全面阐释中华文明发展与浙江文化历史贡献的考古研究成果——“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第一辑新书首发式暨第二辑规划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
新书首发式现场 陈芊如 摄“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丛书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由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大学 的20位专家倾力打造 ，系统梳理80多年来浙江考古成果，深入发掘浙江文化根脉和传承体系 ，力图为中华文明探源贡献浙江材料支撑，进而长时段、多角度呈现浙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卓越贡献。
丛书包含《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越国考古》《浙江汉六朝考古》《吴越国考古》《南宋墓葬研究》《良渚古城与中华文明》《良渚玉器与中华文明》《稻作文明探源》《浙江史前陶器》《浙江史前美术》《浙江古代青瓷》11本，分为互补的两个系列 ：一是通史系列 ，从新石器时代贯通至南宋，具有较强 的体系性 。二 是专史系列，涉及城邑 、玉器、农业 、陶器、美术和瓷器 。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陈广胜认为 ，“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丛书正是考古视域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深入探索 ，为浙江大历史构建奠定了学术基石，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浙江支撑”，为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展现了“浙江贡献” 。
相关书籍图片 浙江人民出版社供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经理 、总编辑 、党委副书记程为民指出，“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丛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浙江考古80余年 的最新考古成果。它 的出版，将为我们深入发掘浙江文化根脉 、传承浙江创新精神、打造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提供有力支撑。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谢利根表示 ，“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丛书系统总结了浙江考古近百年来 的优秀成果 ， 是浙江考古学界 、历史学界对浙江历史文化 的重要总结 ，也 是对浙江文化、文明发展进步 的系统梳理，丛书还充分展示了浙江考古成果对于探索多元一体 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的贡献和作用 。(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 ，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 ：为何在人生“至难” ，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 ，彼独何术也 ？”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 ，年仅26岁 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 的一生给出答案 ：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 ；晚年被贬惠州、儋州 ，依旧乐观旷达 ，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 ，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用什么样 的精神面对“至难” ？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 ，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 ，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 ，大起大落 ，大喜大悲 ，前期“桃李春风” ，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 ，恰好 是他“桃李春风”之时 。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 、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 、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 ，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 ，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 ，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 ，彼独何术也”一问 。可见，“至难”和“至远” ，在苏轼心中 是辨证认识 的 。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 ，溪流终入海 。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 的苏东坡 的雕像 。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 ：苏轼提出 的哪些主张 ，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 的一些理念 。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 ，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 的明晰 、规划周详 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 的执行 ，只有这样 ，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 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 ，鲜不厌者” ，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 的统一 。苏轼主张渐变，而不 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 的“通变”思想 ，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 。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 ，苏轼因“活”而新 ，从中发现了万物 的美 。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 ，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评草书》讲书法 ，说“自出新意 ，不践古人” 。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 、以文为赋、以赋为文 、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 的特点，前 、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 ，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 、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 。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 ，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 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 ，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 。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 的“烟雨”，仕途中 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 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 、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 的快意人生 。年过六旬 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 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 苏轼屡遭打击 ，沧桑羁旅 ，却仍有“人生如梦” 的哲思 ，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 。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 ，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 、圆融 ，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 的所有期许 。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 ，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 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 ，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 、宽容 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 。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 的目标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 。(完) 受访者简介 ：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 、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 、转摘、全文转载 。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 、二等奖5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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