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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科书：教育转型发展 的必选项******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 ：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因而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重点，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 。教育作为影响国家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 的重要因素 ，更是数字化转型发展 的关键领域 。新冠肺炎疫情 的发展 ，也使得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成为全球教育不得不采用的新形态。可以说 ，顺应经济数字发展要求，满足学生不受时空限制的大规模学习需求，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关乎世界各国教育生存发展 的必选项。

　　数字化教材 的开发与使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撬动因素之一。数字化教材，即以数字形态存在、可装载于数字终端阅读、可动态更新内容、可及时记录交互轨迹 的新型学习材料。数字教材是国家教材的新类型 ，既有教材 的一般属性，即它是关联教与学 的核心纽带 ， 是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载体，也有信息技术产品 的一般属性，即开放性 、个性化、交互性等 。因而 ，数字化教材被视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支点 ， 是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重要抓手 。世界各国基于各自国情基础和需要 ，积极探索数字教科书 的应用 、推广、师资培训、使用效果和评价指标，以构建本国 的数字教科书使用体系，保障数字教科书 的科学有效使用。

　　政府是数字教科书的主要推动者

　　数字教科书不同于一般 的数字教育资源，隶属于教科书系列，事关“培养什么人 ，为谁培养人” 的问题 。因此，世界各国多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专项计划的形式来推广本国数字教科书 的使用。

　　韩国 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数字教科书且已有成效 的国家之一。这同韩国政府二十年来 的持续推行密不可分。早在2002—2006年，韩国政府便开始探索建立数字教科书模型。2007年 ，韩国教育部宣布实施中长期“数字教科书商业推广计划（2007—2011）”，开始进行数字教科书试点，测试数字教科书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2011年 ，韩国教育部宣布“促进智慧教育 的行动计划” ，主要任务便是开发和应用数字教科书。2013年，韩国宣布“数字教科书开发和调整计划”，正式启用数字教科书教学，课堂上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并行使用。2016年，韩国教育部公布“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 的国家指定/授权中小学数字教科书分类（提案）” ，开发易于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 、多媒体分级的数字教科书。2018年，数字教科书逐步在普通学校全面推广和应用 。根据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2021年发布 的教育白皮书，从2014年到2021年 ，韩国全境使用数字教科书的中小学由163所增长到10755所。

　　法国政府较为重视在农村地区推行数字教科书 ，以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和全国 的教育公平水平 。2009年 ，法国政府拨发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地区 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即“数字农村学校项目”主要用于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同年，法国政府推行了一项数字教科书试点计划 ，向来自12个学区 的69所初中的一 、二年级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包括法语、历史 、地理 、数学 、物理 、化学等学科 。该项目于2016年5月结束 ，累计为15000多名学生和1500多名教师提供了数字教科书 。2016年，法国教育部又联合投资总署实施“创新 的数字学校和农村计划”，用于支持农村地区小学的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 ，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学校的带宽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教育部下属 的教学项目 、教师专业发展和数字发展办公室负责数字教科书推广相关工作 ，如开发在线平台、组织教师培训并提供多学科课程教育资源。

　　美国的数字教科书推广也 是政府行为 ，但由州政府先发起，联邦政府支持肯定，再颁布全国计划。美国第一个数字教科书项目 ，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9年提出的“免费数字教科书计划” ，同年 ，加州法案通过允许K-12公立学区为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 的规定 ，允许地方购买达到国家规定 的幼儿园和1—8年级数字教科书，以及达到州政府标准的9—12年级数字教科书 。2012年10月 ，时任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呼吁全国学校尽快采用数字教科书。随后 ，美国教育部与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布《数字教科书指导手册》 ，构建了数字教科书建设的系统框架 ，用于指导全美的数字教科书事业发展 。但美国政府并未全权领导和推动数字教科书事宜，2001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是主要的执行推动者，该协会以推动全美教科书电子化为使命 ，并同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发布《美国数字化教科书发展报告》，提供相关的数字教科书资源和软件，引领和支持各州的数字教科书发展 。

　　数字教科书有效运行需要持续投入

　　数字教科书 的数字属性 ，对国家信息化水平、校园和家庭信息化条件 、终端设备等均提出了要求 。同时 ，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率极高 ，进一步抬高了数字教科书 的使用成本。面对这个客观现实，各国 的应对策略不同，但均持多元路径 、积极投入 的态度 。

　　法国在“数字教育战略”规划下 ，为加强学生数字能力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激发教学创新 ，在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2013—2017年便投入了约23亿欧元，为中小学师生配备高水平 的数字化和网络数字设备。

　　德国2019年正式启动“中小学数字化协议”项目 ，计划此后五年每年投入5亿欧元用于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 。2020年，德国在向欧盟提交 的《国家恢复和复原力计划》申请中 ，明确设置了专项资金支持“教育数字化”计划，用于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技能的数字设备支出 ，以及开发德国数字教育平台 。

　　韩国科技部发布《2021年数字新政行动计划》，将资助128亿韩元为“教科书试点项目”完善硬件设施 ，为累计270000间中小学教室安装高性能Wi-Fi ，提供约80000台平板电脑。此外 ，为丰富数字教科书内容 ，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完善《促进远程教育框架法》 的立法工作 ，并修订《教育用著作权作品指南》以扩大中小学教育用著作权作品范围 。

　　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 的两种路径

　　不同国家 的数字教科书开发模式不同，也会影响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方式 。

　　在韩国 ，数字教科书 是由教育部主导开发与部分授权相结合 。根据课程和学习阶段 ，数字教科书有不同的授权和批准系统 ，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 ，小学三、四年级 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国家指定开发，初中一年级 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私人出版商开发 、政府部门验收授权后投入使用 。因而，在经历了国家主导开发或授权审查后 的数字教科书，可以直接推行至学校。当然 ，这种推行并非是全面铺开，而是试点制逐步推行 。2007年 ，在数字教科书推行 的初始阶段，韩国教育部选择了小学五 、六年级的部分科目 ，首期选了20个试点学校，后扩大到100所。至2020年，韩国教育部 的报告表明，小学三 、四年级、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 、科学 、英语科目，小学五 、六年级和初中一到三年级的社会研究 、科学和英语，以及高中三年的英语科目，都应用了国家授权的数字教科书。换言之 ，除了小学低段 的一、二年级，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其余年级 的部分学科已经应用数字教科书 。

　　在美国 ，各州政府会参考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供的数字教科书采购指南，组织相关部门对出版商开发的数字教科书进行审核，通过后投入学校使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教学质量委员会作为州教育部门的咨询机构 ，负责监管数字教科书评审 、建议和任命专家审查小组成员，小组成员一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等教学评审专家，以及专门负责内容审查 的专家。教学质量委员会在参考专家审查意见 的基础上，为州政府提交数字教科书审查报告。与此同时 ，教学质量委员会还会收集整理公众对数字教科书 的审阅和评论 ，并撰写研究报告。州政府综合这两份报告，并召开三次公开听证会 ，充分考虑民众意见后 ，发布教科书采购清单，供所在州和地区 的学校参考。

　　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多元成效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教科书可以通过互动性和多媒体功能，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知识，也可以增强学生 的信息素养，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等 。换言之 ，只有对学生发展真正起到独特而不可替代 的作用，才 是数字教科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韩国学者使用个案研究 、访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数字教科书对学生 的影响 。他们发现 ，在课堂上使用数字教科书 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要高于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学生 ，数字教科书也有助于提升学生 的学习态度 、兴趣、动机和自学能力，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要高于对学生成绩 的影响 。具体来说，随着学生使用数字教科书 的时间和频率 的增加 ，学生将获得多方面提升 ：一 是自主学习能力提高 ，如学生能为自己制定计划 ，并按照计划进行 ，同时 ，设定优先级并首先做重要 的事情 ；二是创新与创造能力显著提高 ，学生能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解决问题等 ；三是信息素养有所提升，如学生可以收集学习所需信息 、用收集到 的信息弥补知识空缺。此外，研究发现 ，教师对数字教科书使用的热情越高 ，学生 的信息素养能力也越高 ，但与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 、创新创造能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关于“数字教科书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动机”这一结论，在美国和英国也得到证实 。美国学者通过为处于成绩上游 、中游和下游 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数字化书籍 ，再采用问卷调查和一对一访谈的方式 ，发现使用数字教科书提高了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英国学者对11—12岁的小学生进行分组实验研究发现，相较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对照组 ，使用数字教科书学生的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更高，学习态度也更积极 ，学习动机水平更高 。

　　多路径提升教师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数字教科书并非传统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 ，它 是一种新型 的教学载体 ，对教师的学科知识、知识跨度，信息素养、教学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其所习惯 的传统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挑战。数字教科书 的推广过程 ，也 是教师教学能力 的转型过程 ，所谓老路走不到新目的地，因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策略提高教师的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出，各州和地区必须为教师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资源使用培训、同伴辅导、持续 的专业学习等；培训目的在于让教师有能力选择符合课程标准、支持所有学生使用 的数字教科书，持续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水平和技能 ，法国采取了培训与认证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在项目培训方面 ，既有专门的数字化培训项目，如法国的“教育数字领地”计划将教师培训作为关键措施之一，根据教师个体需求 、背景和专业知识水平 ，将数字化技术作为培训主题；也有一般类 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中 的“信息化”专题 ，自愿选择该专题的教师比例从2013年 的39.8%增加到2018年 的50.2% 。在资格认证方面，2007年 ，法国教育部以教育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 ，将信息与通信能力纳入教师十大必备专业能力，只有获得国家规定 的计算机与网络二级认证证书 ，才有机会获得教师资格证 。

　　韩国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首先，制定专门的数字教科书培训计划，派遣指导顾问入校提供现场培训。其次 ，学校自主建设校内数字教科书学习社群 ，在学习社群里 ，教师自愿贡献优秀案例并进行经验交流，以学习共同体的方式提升数字教科书应用能力。另外，2021年 ，支持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提升的在线平台ITDA交付使用 ，为教师提供了更丰富 的数字教科书资源 ，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新时代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与评价改革研究”）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4版）

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国际传播 的跨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 的语境藩篱，从语言、图像符号的信息本质入手 ，以“平实的陈述，生动 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的失真率，提高“中国故事”的易读性和亲和力，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叙事语境 传播艺术

　　近年来 ，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产品 的供给不断丰富 ，网络、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 、制作、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2021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 ，掌握国际传播 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 ，更 是难点所在 。“软件”是传播内容，更 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 ，叙事语境是关键一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媒介制作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 ，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 的标准是跨文化的“穿透力” ，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的能力 。

　　一、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 的成员所进行 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 。[1] 跨文化传播 的障碍在于，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可能被误读 ，甚至反向解读。

　　(一)中国对外传播 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 的多样性 ，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的重要参照 ，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 、犹太教、伊斯兰教 、印度教 、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 的框架。[2] 当然，这种划分是粗线条的 ，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 、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相结合，又生发出文化的复杂性差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 、日本 、韩国、越南等国家之间 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 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

　　当前，对以欧美为代表 的西方国家 的文化传播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 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的“语境鸿沟” 是必须面对 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的差异。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 的底层价值观，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二 是“权力距离”的差异。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 ，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是重要的价值观维度。东方社会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社会” ，即认同权力 是社会 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 ，而西方社会则相反 。三 是“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东方社会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间接 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是低语境文化 ，喜欢开门见山、直接 的语言表达。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 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的刻意抹黑与打压 ，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务之急 ，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 的理论与实践 ，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文化之间的鸿沟客观存在 ，难以填平，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保障传播信息的跨文化抵达是可以做到 的，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 。一 是叙事层面。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 ，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 的基本功能 ，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 的解读障碍 。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还需要生动活泼的表达 ，增加亲和力 。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 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二是价值观层面。“寻找共同点”始终 是跨文化传播 的密钥 。我们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 ，中观上需体现法治、低碳环保、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 的理念，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 ，大力弘扬人类情感 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 。这样 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 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

　　在国际传播中 ，语言翻译固然重要，但对传播效果 的影响不 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 的翻译才会有理想的传播效果 ；另一方面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翻译不断成熟 的背景下 ，一个好 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 的多种可能性。

　　二、当前对外传播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展会、论坛、招商等场合及网站、新媒体上 的对外宣介，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 的沟通交流 ，在海外媒体上 的形象展示等。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 ，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 的文化语境 ，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 、实践经验尚有不足，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 ，影响国际传播实效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 ，内宣体、文件体、企宣体 、网络体等语境范式 ，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 ，形成全新的对外语境，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用力过猛” 。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 、宏观铺陈 、自我夸大 、结论先行等 ，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就 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转变他们 的看法，扩大中国 的“国际朋友圈”，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 。但是 ，在叙事中直陈我们的“劝服性意图” ，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是不明智的 。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 ，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是敏感 的。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的说服意图 ，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 。[3]

　　(三)用语不够平实、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抽象性、多义性，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 。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 ，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 ，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 ，不应迷恋于华丽的词汇 、恢弘 的排比、复杂 的句式 。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却损害了语言表意的基本功能 。因此，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少用或不用形容词 、副词，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 的政治术语、“热词” 、简称，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另外 ，网络体有生动的一面 ，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 ，网络词汇 是深厚 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 的产物，通用性不强 ，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热梗” ，难免遭遇“尬聊” 。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 ，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 ，但好故事、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 的故事还是不多 。讲故事关键要见人、见事、见细节、见情感 ，要能打动人，避免套路化的叙事 。故事的形态是多样的 ，有宏大的故事 ，也有普通人的故事 ；文字可以讲故事 ，图片 、视频也可以讲故事；可以 是完整的故事 ，也可以 是嵌入式 的小故事 ，一句话 、一张图 、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的故事。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说 的主要 是“术”的不足 ，这些问题 的解决关键在“道”，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是信息抵达，最佳也是最难达到的效果是实现共情，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要达致共情 ，必须有“移情” 的能力 ，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并以令人容易接受 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 的能力 。[4] 要具有这种能力，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 的历史 、文化 ，了解当地受众的认知习惯，做到知己知彼 ，因地施策，分众传播。

　　三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的陈述 ，生动 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 ，摒弃宣传味 ，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 的语言，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硬话软说 、空话不说”。[5] 近年来，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探索用融通中外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 的新路径 ，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文明互鉴”为主旨 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 的陈述，生动 的表达”为基本导向 。平实的陈述便于理解 ，生动的表达易于接受，这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

　　“平实的陈述”中的“平实”是指用平实 的态度 、平实 的语言讲述事实 ，语汇 的指代应该 是具体的、清晰的而非抽象 的 、模糊 的，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的部分；“陈述”就 是有条理地说出，区别于抒情，更不 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 的差异，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制造“泪点”是不现实的 。

　　在传播实践中 ，对内容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 。“生动 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以小见大、细节、现场感 、生活气息 、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 的载体。

　　“生动的表达”还应该是简短的。简短是传播内容的浓缩状态，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另一方面 ，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 ，简短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 的受众接纳 。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 、短句、短段落 ，力戒穿靴戴帽 、拖泥带水 。当然 ，简短 的内涵 是注重对传播内容的提炼，并非简单 的篇幅长短问题。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音像、视频等形式 。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 ，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 。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 的特征 ，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表象 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的目的 ，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 的广阔空间。

　　“平实 的陈述 ，生动 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 。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 ，对外国观众而言，他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就 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 的视听作品。在举世瞩目 的时间节点 ，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开放 、自信 ，中华文化的简约、大气、唯美 、灵动 ，自然成为以一当百 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李子柒则是民间对外传播 的典型案例。她拍摄的展示田园生活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 、节日 、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 ，以精致质朴的画面见长 ，没有配音，更没有英文字幕 ，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视觉形象塑造也 是敌视中国 的西方势力攻击、抹黑中国 的“武器” 。充满歧视意味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 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的 ，BBC 在报道中国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的操作更是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丑闻 。与之相反 ，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摄影师罗冰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 ，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 的正向视野 。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奇兵”作用，需要把跨文化传播 的理念融入策划 、拍摄 、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不断推出“中国视角，国际表达”的制作精良 、有感染力的作品 。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 ，又大有可为。

　　四、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加强外派 、交流，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的经验；吸收海归人士 、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 ，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 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籍网红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 ，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 的便利 。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 ，也 是国际传播 的生力军 。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让更多 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 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注释 ：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71-89 ，314

　　[3](美)洛厄里 、(美)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 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中国新闻社，2014.23-24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