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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奥运冠军张宁：我也有过被边缘化的9年******

　　29岁，首夺雅典奥运会冠军；33岁，在北京奥运会成功卫冕。

　　如此“高龄”取得这般耀眼成绩，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以前，都很难与女子羽毛球运动员产生联系。

　　但，张宁做到了。

　　1991年入选中国羽毛球队，2008年站上顶点退役，17载国手生涯，她将自己一生中最绚烂的时光与国羽的荣耀绑定。

　　从世界第一、女单奥运卫冕第一人，到奥运冠军教练，再到近日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迈入世界羽坛的至高殿堂……

　　张宁一路突破自身桎梏、击碎外界质疑、传承国羽冠军之志，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羽坛“宁时代”。

　　回首36年与羽球风雨相伴的岁月，张宁为何会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

　　中新体育：首先恭喜您成功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从世界第一、夺得奥运冠军、执教出奥运冠军，到入选名人堂，一路走来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张宁：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首先感谢世界羽联对我的肯定，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当运动员拿了两次奥运冠军，还有好多次世界冠军。

　　担任国家队女单主教练期间又带领队员几乎包揽了2009年到2012年间所有重要赛事的冠军，包括世界锦标赛、尤伯杯以及苏迪曼杯，还有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包揽了女单冠亚军。

　　离开国家队后，我开始从事青少年羽毛球运动的普及工作，同样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世界羽联的肯定。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再次感谢、感恩所有帮助过我和支持过我的人。

　　中新体育：您在得知获得这一荣誉后，第一时间做了什么？

　　张宁：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名人堂评选，但几次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所以当中国羽协通知我成功入选名人堂时，我觉得特别高兴，第一时间和家人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耀。

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与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开拓者王文教(右) 。中新社记者韩海丹摄

　　中新体育：中国羽毛球队发展至今，始终位于世界羽坛前列，包括您和您的师傅陈玉娘在内已有十几名运动员入选名人堂，如何看待国羽的传承？

　　张宁：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及水平提高，首先要感谢王文教、陈福寿、方凯祥、陈玉娘这些爱国华侨，是他们把先进的羽毛球技术、先进的训练方法带回中国来。

　　我有幸受过他们的教诲，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学习到了打球的真谛，而且学习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中国羽毛球队所取得的成绩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过去这几十年中，中国羽毛球总结出了很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训练方式、方法和战术指导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羽毛球才得以长时间在世界舞台上处于领先位置。

　　我个人认为中国羽毛球发展至今，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我们从基层体校到专业队再到国家队，都有非常敬业的教练，而且长期的积累使得他们掌握着丰富的育人育才方法。

　　这是我们跟其它国家相比难以取代的优势。所以，尽管前些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也是正常的运动周期，我坚信中国羽毛球依然可以在奥运赛场上、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取得傲人的成绩。

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张宁首次夺得奥运女单冠军。中新社记者任晨鸣摄

　　女单第一人的炼成

　　中新体育：很多人把你的职业生涯定义为“大器晚成”，其中必定有难以想象的坚持和艰辛，如今获得世界羽坛的最高认可，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生涯？

　　张宁：我1991年进入国家队，到2003年才夺得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用时整整12年。坦率地说，一般人这种情况下在国家队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这12年间我饱尝了做体育人几乎所有能尝到的艰辛、委屈和痛苦。

　　2003年世锦赛时，我已经28岁。当时我的同龄人基本都陆续退役了。为什么我能坚持这么久的时间？就是因为我的心中始终有个梦想，那就是站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几乎可以说浓缩了很多体育人受的苦、受的委屈、受的伤病、受的打击……我清楚地记得，1994年5月在印尼举行的尤伯杯决赛，当我作为第三单打输给东道主选手张海丽之后的那一幕幕。

　　由于我的失利，使中国队失去了尤伯杯六连冠的机会，首先我本人便充满了自责，我也愿意用更加努力与刻苦的训练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是，不论我怎样努力，还是在队中失去了主力队员的位置。

2004年2月10日，中国羽毛球队世界冠军登榜仪式，张宁(右一)等九名世界冠军上榜。

　　在那之后长达9年的沉寂或者边缘化的生活与训练状态之中，我受了太多的苦，承受了太多的委屈，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煎熬。同样是在那9年期间，我陪伴几代队员成为了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自己还是原地踏步，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陪练，那种委屈、伤心只有自己知道。

　　好多时候只有夜里自己躲在被窝里流泪，不敢让别人看到，我不知道自己哭过多少回，也不知道自己产生过多少次第二天告诉教练我不练了的念头，甚至好多次已经写好了退役报告准备交给领导。

　　但是，就是因为不愿意屈服，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梦想，所以第二天早操的铃声一响我又是第一个爬起来站到了训练场上，尽管我只是一个边缘队员或者陪练。

　　最终，我坚持了下来，幸运的是，我还取得了好多甚至连自己当初都不敢想象的成绩。人生没有白吃的苦，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虽然曾经的痛苦依然历历在目，但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雅典奥运会，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张宁力克荷兰名将张海丽为中国羽毛球夺得第一金。

　　中新体育：29岁，雅典奥运会首次夺冠；33岁，北京奥运会成功卫冕，任何一个数字和时刻，对于世界和中国羽坛都意义非凡，对您而言代表着什么不同的意义？

　　张宁：2004年8月19日，我在雅典奥运会上战胜张海丽，第一次得到奥运冠军时，那种开心与兴奋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记得自己是跳起来跟教练拥抱的，那时的我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信心满满：从此，我可以傲视世界羽坛了！

　　2008年8月16日，当我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时，我跪在赛场上，眼泪瞬间便流了下来，因为那一刻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终于再次经受住了伤病的打击，承受住了外界的质疑，顶住了比赛的压力，终于可以给自己的羽毛球生涯画上一个完美句号了。

　　两次奥运会夺冠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与感受，但是，回想起来却无一不是对我顽强坚持的最好回报。所以，我必须再次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张宁在雅典奥运会女单比赛颁奖后含泪亲吻金牌。中新社记者任晨鸣摄

　　中新体育：我们常说，一名伟大的运动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您看来，想要成为一名这样的运动员，要具备哪些特质？

　　张宁：每一个坚持并努力的运动员都是值得尊敬的，甚至是伟大的。而要成为一名众人心目之中的伟大运动员，我认为三个方面的特质缺一不可，那就是：坚持，坚强，坚韧！

　　“严苛”教头的背后

　　中新体育：教练员时期，您的临场执教相对严肃，私底下跟运动员如何相处？运动员时期自己吃了很多苦，对年轻运动员是否会像当初要求自己一样严格？

　　张宁：因为我觉得运动员还小，(很多困难)没有经历过，必须要把我的经验告诉她们，让她们少走弯路。我作为教练员，要对她们更加严格，因为我经历过。她们有时可能不理解，但即便不理解我也会去坚持，只有严格去教导才会让她们在比赛中少经历(困难)。

　　虽然我是她们的教练，但年龄不会差距太大，生活上她们比我要更先进，有些什么不太懂的，我也要跟她们多学习多沟通，这样会跟运动员相处得更融洽。

在上海举行的2008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正赛首轮争夺，中国羽坛老将、北京奥运会女单冠军张宁(图右)，上任国家队女单教练后首次亮相赛场督战，格外引人关注。

　　中新体育：现在国羽女单一姐陈雨菲曾表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张指导教会了我什么是‘坚韧’ 。只要你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普通人也可以站在上面。”这是您最想留给后辈的东西吗？

　　张宁：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在训练中要求她们就很严，平时多吃苦、多流汗、多付出，她们才能在比赛中少犯错误，少流泪、少遗憾。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的目标放在一个最高的标准上，平时的训练练到更高，更强，水平才会更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比赛中发挥得更好，成绩才会更好。

　　中新体育：陈雨菲、何冰娇都曾是您的弟子，如今她们有可能即将迎来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您有什么寄语？

　　张宁：陈雨菲是一位非常有潜质的运动员，她进入国家队时我是她的主管教练。我一直看好她，记得她刚刚进入一队时，谁是重点培养对象，队里有分歧，我便力挺陈雨菲。

　　我的直觉以及经验告诉我：陈雨菲是个好苗子。但是她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点，那就是性格比较温和，所以我总是在场上提醒她要认真，要坚持，要坚韧，还要有霸气。

2019中国(福州)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选手陈雨菲战胜日本选手奥原希望，获得女单冠军。中新社记者吕明摄

　　为这事我没少说她、鼓励她，她有时对队内训练比赛的输赢表现出无所谓，我便批评她、提醒她。我就是想要改变她在场上“温和” 的气质。

　　但在平时训练，大家一起竞争的过程中，她整体表现还是起到了领军人物的作用，所以我认为陈雨菲这次东京奥运会最具冠军相。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经验的提高，她比以前成熟了很多，在场上也坚定了很多。

　　我有好多时间没有看到何冰娇了，从电视上看她瘦了很多，这证明她在训练中自我要求比以前提高了、认真了。

　　借此机会我祝愿她们能够守住中国女单的荣誉，把冠亚军奖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中国选手李雪芮击败队友王仪涵夺得金牌。记者盛佳鹏摄

　　中新体育：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即将举办，国羽也面临不小的挑战，您对于队伍的备战，尤其是女单项目有何建议？

　　张宁：这一届代表中国羽毛球队参加奥运会的球员都非常年轻，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首先是疫情，其次大家在这一年都没有参加比赛。

　　其实我希望这帮孩子们都不要怕，因为每个人都有经历第一次的时候，所以在面对大型运动会时，更重要的是扎实的训练。

　　其次避免伤病，更重要的是以好的心态去面对奥运会。当进入到奥运会时，一定把自己的生活起居训练安排好，在赛前对每个对手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对于陈雨菲、何冰娇来说，她们的挑战会比较大一点，最好以拼对手的心态去面对对手，不管遇到谁，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2006年，国羽在尤伯杯决赛中战胜荷兰，连续五次捧得尤伯杯。图为张宁亲吻奖杯。

　　离开赛场，扎根基层

　　中新体育：运动员时期，羽毛球是您的事业，是奋斗的目标，现在有孩子、家庭，再看待羽毛球运动，心境是否已有所不同？

　　张宁：尽管我现在不在国家队做教练了，但是我的心还是同羽毛球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我不仅关注所有羽毛球的比赛，尤其关注中国女单的成绩。

　　不在一线带队伍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管理她的学习。

　　与此同时，我还一直在做羽毛球的青少年培训工作，现在在全国已经有了很多个基地，我会经常去看孩子们的训练与生活，同孩子们互动，继续享受羽毛球带给我的快乐。

张宁与市民自拍互动。中新社发陈骥旻摄

　　中新体育：很多运动员有了儿女之后，对后辈的期望会变，也有很多人支持孩子从事体育事业，您怎么看？

　　张宁：我们也是这样，随着孩子的兴趣爱好发展，当然我们也让她必须会打羽毛球，其他的兴趣爱好我会尊重孩子，但孩子还是遗传了我们夫妇俩的身体素质，身体素质特别好，所以我们希望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中新体育：有没有思考过，如果没有从事羽毛球，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人？

　　张宁：我觉得我还会是一个体育人，因为我从小骨子里就很喜欢体育，所以庆幸体育老师引导我成为体育人，这么一直坚持努力下去，我觉得做一名体育人特别好，可以为国家升国旗，这是我们对祖国回报的荣耀。

　　中新体育：现在运动员时期的膝伤好转了吗？对生活是否还有影响？

　　张宁：我的膝关节旧伤对我的日常生活依然有很大影响，现在也是膝关节时不时便会出现积水，做一些运动后便会疼痛不止。

　　不过这也很正常，机器每天高速运转也会磨损的，何况是人。我们在过去的训练中追求更高、更快、更好、更强，难免会留下些运动创伤的。

张宁、董炯与羽毛球爱好者互动

　　中新体育：一名伟大的运动员总会向着最高点去努力，世界第一、夺得奥运冠军、执教奥运冠军、入选名人堂，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张宁：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对我来说是荣誉，更是动力。我的目标既简单又明确，那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全面推广和普及羽毛球运动，帮助孩子们掌握一到两门体育运动技能，强身健体，开心快乐，如果从中能够发现可树之材，培养为国争光的新一代羽毛球运动员，则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中新体育：您多年来投身于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推广，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羽毛球的基础如何？未来又有哪些计划？

　　张宁：中国拥有很好的羽毛球运动基础，也有非常优秀的教练员，再加上多年积累下来的先进经验，中国羽毛球的现在与未来都同样是值得憧憬的。

　　关于未来，我不会想太远，我愿意更多地是从眼前入手，脚踏实地地干一些实事，比如参加奥运冠军进校园的活动，给孩子们讲体育精神、奥运经历、励志故事，从而帮助孩子们德智体美育全面发展，最终达到更好推广普及羽毛球运动的目的。(记者王禹邢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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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走进了“海棠院” 。

▲《中新社人文地图》，章新新绘

　　“海棠院” 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它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近晚，日军占领北平，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1949年之后，原是中侨委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中新社发

　　廖公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 ，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 ，“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廖公批了6个字：“太长！太长！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文革”之前，中国新闻社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的马列主义，而形式是爱国主义” 。“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是对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的、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 ，“中新社的报道，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是胡闹，不能报道” ；

　　第二个例子，“宣传增产节约，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 ，“如‘李双双’ ，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廖公一再强调，“要提高通讯社的威望，切忌‘文抄公’。”他讲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在当时，廖公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放映厅，可以坐四五十人。“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的首选场地。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它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的也可以，甚至是完全落后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他反复叮嘱，“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变成对牛弹琴了。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要不然，情况不同，对象不同，你弹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群众来讲，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新闻社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社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 。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 ，“不能认为中新社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同时，他一再说，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 ，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在这篇讲话中，廖公阐述得很清楚，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 的重大问题，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样本。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他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编辑记者，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晚饭后，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了解发稿情况，审看稿件。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中国新闻社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七十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