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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掉650件“钉子案”的“老黄牛”******

　　法官鲍卫忠被推进急救室抢救，可找他 的电话还在响个不停。

　　在佤乡沧源 ，许多群众碰到事情 ，就会去找鲍法官 ，可这次 ，他们再也等不到一直奔波在执法为民路上 的鲍法官了 。

　　2021年10月21日 ，云南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鲍卫忠突发脑出血，倒在办公桌旁 。10月23日 ，因医治无效，年仅45岁的他离开了自己无比热爱 的司法事业。

　　一年来 ，佤乡群众仍不愿相信这位为人民燃尽光热 的好法官离开了 ，更愿说他太累了，要好好歇歇了。这位佤族汉子已用他全部的身心融入沧源 的山山水水里，他 是佤山之子 。

　　群众心里 的正义卫士、维护公平正义的急先锋 、一心为民 的“老黄牛” 、职业本色 的“诠释者” 、执行征途 的一颗星……扎根边疆基层法院工作24年来，鲍卫忠奋斗在执法办案 、服务群众最前沿 ，书写了不平凡的一生。

　　倾力“磨”案子

　　在抢救鲍卫忠 的那两天，妻子周红常接到当事人 的电话，她耐心地跟当事人解释说鲍卫忠不方便接电话。周红深知 ，案子 是丈夫最关心的事，不能敷衍当事人 。

　　但这一次，鲍卫忠没能醒过来。

　　一张桌子、两个文件柜……鲍卫忠生前 的办公室略显空旷。矮柜上摞放着二三十个笔记本 ，随便打开一本，里面记录最多 的 是各种跟执行案件有关 的信息。同事说，群众和当事人的事他时刻放在心上。

　　密密麻麻贴着报事贴的文件柜十分引人注意 ：姓名、身份证号码 、申请执行人、金额 、被执行人 ，甚至还有一些只有鲍卫忠自己才能看懂 的标记 。同事们说，这是老鲍 的独门密码 ，打开的 是通往群众 的门。

　　沧源县地处边疆， 是以佤族为主 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出生于1976年的鲍卫忠 是土生土长 的佤族干部 。1997年，沧源县法院增编补员，在单甲乡农经站工作三年 的鲍卫忠调入法院工作，圆了他当人民法官的梦想。

　　当时 ，仅有高中学历的鲍卫忠，深感能力不足，通过刻苦学习 ，他相继取得大专、本科文凭 。2015年 ，工作突出 的鲍卫忠担任执行局局长 ，开启了忙碌和艰辛 的工作时段。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打响。在经济欠发达 的边疆民族地区 ，这无疑是场硬仗。“执行成本高，执结率低，辛苦不说，很多案件即便标 的额很小也执行不了 ，内地法院较实用 的查封、扣押 、冻结资金等措施在这边也不太起作用 。”时任沧源县人民法院院长的郭兰娟说。

　　对许多执行法官 、干警来说，吃苦受累不算什么 ，让他们难过 的是不被理解，遭人白眼。书记员陈美红说 ，每天都有阅不完 的卷宗 ，办不完 的案子和接待不完的当事人，鲍局领着大家起早贪黑 ，没半句怨言 。

　　面对执行难题 ，鲍卫忠 的办法就是“磨案子” 。为一个标 的5000元的合同纠纷案件，鲍卫忠先后6次赴现场办理，累计奔赴400多公里。吃过闭门羹，甚至还要对付挥舞 的棍棒……他有足够 的耐心和担当。“再小 的案子，如果无法执行 ，法律文书就会变成无法兑现的‘法律白条’，会对群众权益、法律权威造成极大伤害 。”这是鲍卫忠对执行工作的理解。

　　干执行工作 ，鲍卫忠还有自己 的一套“规矩” ：首次去被执行人家里 ，只要距离不远 ，鲍卫忠都不穿制服 、不开警车。“为何不亮明身份？”年轻干警不理解。他说 ：“农村老百姓看到警车会议论 ，对被执行人影响不太好 ，产生抵触情绪 。”

　　山路难行，暴雨骤至。一次 ，鲍卫忠叫上同事一大早驱车去班洪乡 ，执行一起故意伤害赔偿案件。

　　右后轮爆胎、“饱经摧残”的千斤顶断掉、联系村委会送千斤顶 、换轮胎……到班莫村嘎洪本族村小组时已下午2点多 。“顾不上吃饭，就去执行人家里。可没想到他那么贫困 。”陈美红说，因刚刑满释放，被执行人借住亲戚家 ，不可能还出十多万元的赔偿款，而申请执行人又因伤残急需钱治病。

　　眉头紧皱的鲍卫忠想了很久，缓缓拿起电话，告诉申请执行人这里 的情况 。随后 ，就跟同事商量为他申请执行救助 。在村小组做了关于被执行人贫困 的调查笔录 ，又前往村委会开相关证明。等他们回到法院 ，已 是晚上7点多 。陈美红说，他执行案件时就是没日没夜 的 ，一心为双方考虑。

　　这 是法律规定 ；不履行判决以后会影响孩子 ；没有一万 ，那咱们就五百 、一千地还；就为这么点钱 ，我不想下次来把你带走……看 是笨办法 ，磨工夫 ，但正是鲍卫忠换位思考的角度 ，为人着想 的方式，维护了法律尊严，感化了当事人 。

　　鲍卫忠带着大伙“磨”掉650件积累多年的“钉子案” 。他担任执行局局长后 ，局里办理的854件执行案件 ，没发生过“人情案、关系案 、金钱案” 。

“给当事人垫付执行款了 ？”妻子一再追问还房贷的钱去向，鲍卫忠不得以道出实情 。被执行人扎某因母亲生病花了不少钱 ，在外打工 的工资还未到手 ，申请执行人曾某又急需这笔钱 ，鲍卫忠就自掏腰包垫付8000多元 。

　　陈美红电话回访时，扎某才知道半年前 的这笔钱是鲍卫忠垫付 的。此时 ，鲍卫忠已去世多日。

　　敦实 的身材、黝黑 的脸庞、淳朴的笑容 ，这 是鲍卫忠给人的印象。对执行案件双方 ，鲍卫忠的手机号从来都 是公开 的，遇到不通情达理 的申请人 ，鲍卫忠就拿出百倍 的耐心和爱心。大家说，鲍卫忠用心办案子，替人垫付款项一点都不奇怪。

　　一起标的额10万余元 的合同纠纷案中，被执行人刀某因生活困难无法清偿 ，案件只能中止执行 。鲍卫忠把该案列进日程，时不时去刀某家中问问情况 。当了解到刀某在发展林下养殖产业时，他和同事又敲开了刀某家门 。

　　看到刀某正为鸡的销路犯愁 ，鲍卫忠便掏钱买鸡 。回程路上，路过饭店就推销手上拎着 的土鸡 。同事还听见鲍卫忠不停地打电话 ：“我这里有朋友养着一批鸡，正宗土鸡 ，你过来看看 ？”“正宗土鸡 ，散养 的 。有需要 的找我！”眼看饭店推销不理想 ，鲍卫忠又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 。

　　不到半个月 ，刀某卖掉30多只土鸡 。慢慢地，来买鸡 的人多了 ，最多 的一天卖掉50只。往后几个月 ，因有了卖土鸡 的钱，刀某每月按时把执行款送过来，直到履行完毕 。

　　执行被称作是案件完结 的最后一公里 。一头 是申请执行人，一头是被执行人 ，就像 是天平的两端 ，拿捏不准就容易失衡。鲍卫忠尽心竭力将司法温暖触及每一位当事人。

　　被执行人陈某因工程材料款没还清 ，被起诉到法院，执行期限临近迟迟未收到案款 ，电话又打不通，鲍卫忠便到陈某家了解情况 。刚进村 ，碰到陈某 ，便一路小跑跟过去 。陈某以“今天 是老人祭日，按习俗钱财不能外送”为理由 ，让鲍卫忠明天再来，他一口答应。同事不理解 ，认为这 是借口 。鲍卫忠说，在严格执法 的同时，也要尊重当地 的民俗习惯。第二天，陈某如数结清案款。

　　执行工作要干脆利落，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也不能含糊 。为避免产生新矛盾，办理执行时，鲍卫忠先用佤语跟群众唠家常，拉近距离。工作中 ，他很少采取强制措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 ，许多被执行人主动交来执行款。

　　在一起农民工工伤赔偿案中 ，申请人不分白天黑夜地给鲍卫忠打电话 。看要求无法实现，就发微信辱骂鲍卫忠没本事 、怂 、笨 。案件双方在法院办公室调解时 ，申请人骂人的声音在整层楼回响……面对这些，鲍卫忠没有发火 ，好言相劝 ，讲解法规。了解到被执行人拿不出钱 是因“连环债”，他找到债务源头反复协调 ，最终将款项执行到位。

　　“你好，这里 是沧源法院……”书记员陈美红话音未落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难听的辱骂 ，陈美红眼泪瞬间滴落。一次 ，前来办公室交代工作 的鲍卫忠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幕 ，询问情况后说：“以后让他直接打电话给我。”安慰完陈美红 ，他转身拨通当事人 的电话，耐心地告知对方进度。

　　遭遇谩骂对鲍卫忠来说 ，已 是“小菜一碟” ：他曾在办公室被40多名申请人围在中间，仍泰然处之；被案件双方当事人左右推搡，他实在忍不住了，也只 是走出办公室冷静一下 ；当双方当事人发生冲突时，他总是第一时间上前把人分开 ，然后把他们请到不同 的办公室倒茶、“降温” 。

　　“只要用心用情 ，就没有打不开的心结 。”鲍卫忠生前常跟同事这样说 。在当地佤族传说里，有位叫三木罗的英雄 ，把大事小情断得公正 。后来 ，佤族人称他为“江三木罗”，意为“公平公正的三木罗”。大家说，鲍卫忠就 是现实生活里的“江三木罗”。

鲍卫忠1994年来到单甲乡农经站工作 ，站上仅有站长肖云政和他两人 。

　　老百姓犁了多少地、插秧多少亩 、牲畜存栏多少……农业经济员鲍卫忠要收集的材料很细 ，为获取数据，需要逐一跑村 ，有的村还得跑上好几趟。因成绩优异 ，他被评为“先进个人” 。

　　1997年，在参加农业普查工作时。鲍卫忠没日没夜地跑村寨、算数据。他认为 ，数据如不能真实地统计 ，就不能反映农民的真实情况 ，好政策就下不来 ，最终损失的还是父老乡亲 。

　　单甲乡位置偏僻 ，从县城到乡里要先坐一段班车 ，然后再走上一段乡路，运气好的话能搭上拖拉机顺风车。由于农作物种植在坝区和山区 ，其成熟时期不一样 。一个寨子会出现农户散居在山上和坝子里的情况 ，意味着一个村要在不同时段跑上好几次才能完成统计。肖云政说 ，最远的村要走6个小时才到。

　　那时 ，农村经济落后。米面油都很短缺 ，最常见的是“小米辣拌饭”。每次进村入户 ，工作忙完，村民会热情地留鲍卫忠吃饭 。为不给乡亲们添麻烦 ，他都会自带饭菜 ，和大伙一起吃 。有时，鲍卫忠和工作队员凑钱买下农户 的谷子、鸡蛋、蔬菜，帮农户解决难题。

　　做群众工作不容易 ，有时候 ，难免遇到老百姓不理解 、甚至抗拒的情况，鲍卫忠从不急躁。“一遍不行就多去几遍 ，用佤语跟他们拉家常 ，老百姓最终都会理解。”

　　2003年，临沧市委决定从基层选拔100名年轻干部 ，下派到100个自然村进行为期两年 的挂职锻炼。27岁的鲍卫忠名列其中 ，到糯良乡任副乡长，同时驻点坝尾村 ，担任村委会副主任。

　　挂职期间 ，旧房改造是鲍卫忠遇到 的首个难题。当时，村民住的多 是茅草房和油毛毡房，火灾等安全隐患大，遇到暴雨等天气还要修缮 。改造旧房本是好事 ，但推进并不容易。按当地风俗 ，拆房子需按年份算日子 ，日子不对不能拆，家中有婚事不能拆 ，一些群众不配合拆房重建。

　　鲍卫忠和村干部多次开会讨论 ，决定党员干部带头。时任坝尾村一组会计的陈光伟回忆 ，为支持村组 的旧房改造工作 ，和兄弟率先拆除自家房子 ，盖起了具有佤族特色的砖房。

　　眼见为实 ！村民们有了改变。3年时间里 ，涉及200多户900多人的旧房改造工作全部完成。新问题又随之而来 ：盖新房需要运输材料，但没有路，他便跑县城协调运来水泥 ；几户人家面临拆迁，涉及村民不同意，还对村干部破口大骂，鲍卫忠多次上门 ，被人骂也不生气 ，总是面带微笑好言相劝，一次不行就两次，早上去不成 ，就晚上去……如今 ，坝尾村村组的硬板路就是当时修建的 。

　　在大家心目中 ，鲍卫忠办事认真 ，总是尽自己全部 的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忙碌 的“尼茸”

　　“什么时候回家”“要去哪里”……这 是周红打电话问得最多 的问题。

　　“在路上”“孩子能不能你先去接”……这 是鲍卫忠回答最多 的话 。

　　“不在办公室 ，就是去办案。”同事 的记忆中 ，鲍卫忠总 是在忙 。

　　繁重 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吃不消了 。因抵抗力低 ，他 的手指得了皮肤病，一直没时间去看。他曾对同事说，自己时常睡不着，梦到在执行案件，有些时候梦境和现实都分不清了。同事关心地询问他身体 的时候，他总是憨厚一笑：“没事！”

　　平时 ，周红习惯喊丈夫的佤名“尼茸”。两人于1996年在单甲乡相识 ，当时 ，鲍卫忠在农经站工作 ，周红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当老师。在周红印象里 ，尼茸工作总是很忙，以至于领结婚证当天，他还 是迟到了 ：碰面时，民政局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这样的忙碌一直延续到两人婚后 。“尤其是尼茸干执行工作 的那段时间 ，常加班到凌晨 ，出差一走就一周 。”周红说 。

　　2016年 ，小儿子生病 。见丈夫忙不过来，周红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领着儿子辗转沧源、临沧和昆明 的各大医院。直到2017年儿子在昆明做手术 的前一晚 ，鲍卫忠才匆匆赶过来，坐在床头给儿子唱歌 、讲故事 。刚把儿子哄睡 ，他 的呼噜声也跟着响起来 。那一刻，看着丈夫疲惫 的模样 ，周红把委屈和心酸都咽了下去。

　　去年国庆假期，夫妻俩本想带着小儿子去昆明检查，但鲍卫忠连续7天都在加班。“其实带孩子去 是借口 ，主要是想让他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他血压高、缺钾……”周红说。

　　鲍卫忠还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他会弹吉他，爱唱歌 ，参加过县里的唱歌比赛，爱打篮球 ，以队长身份每年参加全县职工篮球比赛。他喜欢约着朋友到家里聚餐 ，法官彭加广回忆说 ，自己2004年从曲靖考入沧源法院后 ，只要不回家过中秋节 、国庆节 ，基本都在鲍卫忠家里过节 ，平时也经常到他家蹭饭。

　　2001年，鲍卫忠的父亲因脑溢血发作 ，生活不能自理。鲍卫忠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同事白希平回忆说，自己和他家是邻居，中午时分，经常能看到鲍卫忠扶着老人出来晒太阳 ，拿毛巾耐心地给老人擦口水。去他家时 ，也常常看到他给老人擦身体 、按摩 、洗脚 ，非常有耐心 。老人去世后 ，他随身携带着老人 的照片，一直放在钱夹里 。

　　同事曾在幼儿园门口 ，见到鲍卫忠家的双胞胎踮着脚在校门口张望，说已约好由爸爸来接 。好一会儿 ，鲍卫忠才穿着一身半湿 的制服小跑过来 ，鞋和裤腿上全 是泥，手上还提着文件袋 。“今天爸爸下乡遇到路断了 ，回来晚了 。”他一边解释 ，一边满脸歉意地从手提袋里掏出两个竹蜻蜓。

　　“我们全家人到现在还没有一起去旅游过。”平时丈夫忙，周红担起了大家庭 的事务。

　　这些年 ，鲍卫忠缺席了太多家庭 的团聚 、孩子们 的成长 ，而唯一没有缺席的， 是他胸前法徽，所赋予 的沉甸甸 的使命 。即便 是发病当天，鲍卫忠还惦记着一桩案子，催促执行干警尽快落实司法救助 的发放 。

　　同事金欣欣说 ，这个案子起因 是申请人父亲 的死亡赔偿金被卫某占用，用来偿还外债。申请人随即将卫某起诉到法院。执行阶段 ，由于被执行人年已七旬，无劳动能力 ，案款迟迟没有执行到位，且申请人在父亲去世后 ，没有经济来源。“结案不是最终目的 ，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当事人的愁事和难事才是根本。”这 是鲍卫忠秉持的理念。

　　经鲍卫忠多次奔走 ，司法救助申请成功 。如今，在外读书的申请人已委托他人代领了救助金 ，鲍卫忠挂念 的这项工作得以完成。（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王长山 、严勇、王研）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 ，对于当下，已 是十分遥远 。对于我 ，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 的情景，还 是如此清晰在目 。那时 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 的同学相比 ，也显得非常稚嫩。我 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 。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 ，社领导 、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 ，都给予鼓励 、赞许 。

　　记得1961年 的春天 ，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 。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 。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 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 ：“要 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 ，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 。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 ，我毫无把握 。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 。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 ，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 ，约请与会 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 。社长手把手 的指导 ，真 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 ，常驻杭州 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 ，我也随行 。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 、聊天 。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 。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 ，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 。返程途中 ，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 。回到宾馆 ，免去晚饭还不行 。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 。多少年来 ，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 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 的 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 ：“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 。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 。“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 ，我因采访而海、陆 、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 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 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 。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 ，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 。他根据我 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 ，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 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 。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 ，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 ，人员只有七八个 ，我包揽了上海全部 的经济报道工作 。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 是全国工业基地 ；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 的方针中 ，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 的创新之举 。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以进口矿砂为原料 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 的背景下 ，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 ，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 。某年 ，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 。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 ，责任不在于我 ，我已经尽职了 。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 。1982年春 ，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 、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 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 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 ，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 是醍醐灌顶 ！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 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 ，效果显见 。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 的补充” 、“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 、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 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 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 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 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 。其时香港《明报》 、《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 的专电 ，评述中国时政 。文笔挥洒自如 ，读得我如痴如醉 ，不胜钦羡 。我本专稿部出身，于 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 ，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 ，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 ，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 是良师 。我永远感谢他们 。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

　　1984年底 ，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 。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 。刚卸任 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 。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 。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 的采编活动 。后来 ，我一直按照他提示 的原则去做 。虽然辛苦 ，于我个人 、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 ，得到多位领导 、资深同事们 的培养、帮助 ，十分难得 ；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 ：“师恩难忘” ！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