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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六大因素驱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

　　光明网讯（记者 雷渺鑫）当前，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新的引擎和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 ，整体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发展态势 ，并已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1月6日，由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北京信通传媒·通信世界全媒体承办的“2023ICT行业趋势年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何伟发表了题为《数字经济加速发展 ，构筑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的主题演讲 。

　　他表示 ，过去两个十年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加速发展 。未来十年，产业将在数字技术创新 、基础设施建设、ICT产业发展、数据价值释放、数实经济融合、治理体系构建六方面持续发力 ，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 。

　　随着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逐步深入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并加速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 、普惠共享 的新阶段，数字经济也由经济的组成部分转变为经济发展 的引领力量 。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正开启新十年 的发展大幕 ，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阶段。”何伟表示 ，预计到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52万亿元。未来五到十年仍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 ，整体来看 ，数字经济将保持快速稳定 的增长，而产业数字化同样也进入加速发展的轨道。并且随着工业数字化加速渗透，其与服务业数字化共同构成驱动数字经济发展 的“双引擎”。

　　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数字经济依然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其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凸显 。针对如何为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何伟表示，重点需要关注六个因素 ：

　　一 是数字技术迭代创新，锻造数字经济核心驱动力。数字技术正处于系统创新和智能引领的重大变革期 ，数字核心技术领域竞争将更加激烈 。

　　二 是网络基础设施持续升级 ，夯实数字经济重要载体。通信网络迈向高速全光 ，协同与智能助力发展。

　　三是ICT产业持续发展 ，成为数字经济先导力量 。

　　四 是数据价值持续释放，打造数字经济关键要素 。当前，我国数据资源化阶段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 的产业体系 ，而数据的资产化和资本化还处在探索中 ，技术应用 、市场流通、制度设计三措并举正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五 是融合发展不断深入 ，构建数字经济主战场 。数字化转型支出成为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动力，转型支出持续扩张。

　　六是治理体系加速构建，筑牢数字经济重要保障。当前，与数字化发展相适应 的数字治理制度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围绕竞争 、数据 、算法相关的制度规则将加速健全 ；数字市场监管将步入常态化，专注创新和竞争力打造将 是赢得未来 的核心。同时，全球数字治理新规则将持续塑造，新议题不断涌现 。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 ，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 。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 ：“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 ，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 ，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 。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 ，已经成名 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 ，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 的牌子 ，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 ，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 ，只能查看进步报刊 ，中 、“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当然 ，随着时间 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 ，工作逐步开展 ，我 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 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 、歌星等文艺界人士 的工作极为羡慕 。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 ，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 ，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 。见到老舍先生后 ，我将信递交过去 ，先生看了信便问 ：“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 ？”我将中新社 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 ，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 是民办通讯社？”“ 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 ，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 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 。”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 。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 ，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 。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 ，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 的疾苦 ，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 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 的散文 、诗词 、游记等作品， 是位多产作家 。他 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 。我很早就阅读了他 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 的心情 ，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 ，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 。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 。在聊天过程中 ，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 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 ，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 ，有时在附近遛遛弯 。我根据他说 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 ，先生答应了 。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 、菲律宾归侨，能干 ，有魄力 。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 ，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 ，说‘对作者不尊重 ，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 。”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 ，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 。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 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 ，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为此 ，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 、《小兵张嘎》 、《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 、《宋景诗》 、《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 的角色。1962年 ，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 、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 。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 ，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 。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 ，受到香港居民 的欢迎 。没料到，“文革”期间 ，“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 。在那个黑白颠倒 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位延安时 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 ，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 的群众揪斗不放 ，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 ，直爽、坦然地说 。是啊 ！灾难是过去了 ，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 ，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 ：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 的文章 ，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 。我想想还 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 ，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 。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 、俞振飞结婚的短讯 ，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 。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 ，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 ，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 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 ，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 ，不是新闻了，如需要 ，请我代笔 ，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 。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 ，我 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 的肯定及表扬 。言慧珠 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 ，唱腔清亮圆润 ，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 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 ，是梅兰芳的搭档 ，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 ，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 ，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 ；其次，所报道的对象 ，不是个人喜爱而 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 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 ，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 的工作范围 。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 ：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 ，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 ，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 。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 ，讲话略带乡音 。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 ，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 ，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 ，先生很快应允 。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 ，特别 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 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 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 ：他曾在1953年时 ，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 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 ：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 ，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 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 ；第二 ，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 ，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 ，极为敬佩和赞同 。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 的政策是学苏联 ， 是国策 。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 ？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 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 ，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