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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圆舞曲传统与艺术创新******
作者：王纪宴（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人们熟悉 的“金色大厅”奏响 ，并向全世界90多个国家转播。担任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的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 ， 是继2011年和2013年之后第三次担任新年音乐会指挥。这一次 ，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对音乐会的曲目进行了一次力度空前 的拓展：节目单上不包括返场加演曲的15首乐曲中 ，有13首是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演奏 。这样的创新之举，是否能够让这个在全球有着广泛影响的艺术盛事获得新的活力 ？
约翰·施特劳斯画像 资料图片
Ⅰ.传统的确立
“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魅力和人气造成这样一种印象 ，那就 是演奏施特劳斯的音乐是这个乐团的传统之一 ，可以一直追溯至‘圆舞曲之王’本人。但历史事实并不能印证这一点 。”这 是曾于1997年至2014年担任乐团主席 的小提琴家克莱门斯·赫尔斯伯格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一文中写下 的。作为集作曲与指挥于一身的最忙碌的施特劳斯家族成员，约翰·施特劳斯 的演出主要 是指挥他自己 的乐团。事实上，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不少创始成员也 是在约翰·施特劳斯乐团中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据约翰·施特劳斯 的三弟爱德华在1886年统计，维也纳爱乐乐团中有施特劳斯乐团工作背景 的不少于27位），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节目单中并没有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其他任何作品。其原因 是 ，音乐家们担心这些轻松娱乐舞曲会拉低爱乐音乐会的艺术高度和社会地位 。尽管从同时代最“严肃”的作曲家瓦格纳、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到以挑剔著称 的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 ，对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均有高度称赞 ，但观念中 的等级差别仍构成一道艺术屏障。
转变发生在1873年4月22日，在歌剧院舞会（举办地并非宫廷歌剧院，而 是“金色大厅”）上 ，继奥托·德索夫指挥卡尔·马利亚·冯·韦伯 的《邀舞》之后，约翰·施特劳斯登台 ，以他的“标志性”指挥风格——边演奏小提琴边指挥——完成了他 的新作《维也纳气质》圆舞曲 的世界首演，也标志着“圆舞曲之王”与宫廷歌剧院乐团即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严肃音乐家”们历史性 的首次联袂 。同年11月4日，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期间 ，二者再次合作 ，这一次，约翰·施特劳斯指挥了他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 的乐曲以及他自己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1894年10月15日 ，庆祝约翰·施特劳斯作为指挥家首次登台5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在“金色大厅”举行。这一次，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整场音乐会上演奏的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成为新年音乐会 的先声。
1925年10月举行的约翰·施特劳斯诞辰百年纪念 ，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 。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克里斯托弗·瓦格纳-特伦克维茨在《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中写道：“实际上举办于盛夏时节：1929年8月11日 ，年轻 的国家歌剧院总监克莱门斯·克劳斯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了一场曲目为清一色施特劳斯作品 的音乐会。而在十年后，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成为每年举行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音乐会的诞生之日，仍由克劳斯指挥 ，作为新旧之年交替的标志。”1939年12月31日 的第一届新年音乐会 ，以《晨报》圆舞曲作为开场曲 ，10首乐曲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 的作品。如今每年作为压轴曲目 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和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都没有出现在曲目中 。然而 ，对于新年音乐会传统的确立而言，这却 是堪称古典音乐当代奇观 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关键 的起点 。
绘画作品《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乐团》 资料图片
Ⅱ.“纪念品音乐”？
构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传统的核心因素首先而且始终是曲目——“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父兄以及他们同时代其他作曲家 的圆舞曲 、波尔卡、进行曲 、轻歌剧序曲等。年复一年 ，尽管曲目搭配会呈现出微妙变化——纪念性元素、指挥家的文化背景和个人喜好都会成为影响曲目选择 的因素 ，但两位约翰·施特劳斯以及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这父子四人的作品作为每年的曲目主体 ，形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的传统风格。这些维也纳地方风味浓郁 的音乐，在维也纳爱乐乐团 的演奏中焕发出独特魅力，使得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全世界无数同类演出中独领风骚，无可替代。然而 ，近年来 ，尽管新年音乐会的电视直播国家一直在稳定增加 ，但与“极致视听盛宴”的赞誉相伴，怀疑 的声音也不时出现：以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为代表 的轻松舞曲音乐，是否具有足够的艺术含量值得全世界亿万人年复一年地在新年第一天专注期待？人们是为了音乐而听，还 是为享受一种被定位为优雅新年仪式的活动 ？ 是否如钢琴家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所怀疑 的 ，很多人其实 是为了“一些人们认为重要 的东西，而且能够使自己加入某种有档次的习惯中” ？就像世界各国的游客在维也纳一定要到城市公园内约翰·施特劳斯镀金雕像前“打卡”留念一样。
在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于2013年第二度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英国《留声机》杂志作者菲利普·克拉克与这位指挥家有一篇题为《圆舞曲回到未来》的深度访谈 ，刊发于《留声机》2013年1月号 。其中谈及圆舞曲的“不确定地位” ，也就 是说，像《蓝色多瑙河》这样 的音乐，究竟是实用性音乐 ，还是“艺术音乐” ？在威尔泽-莫斯特看来 ，“奥地利圆舞曲并不仅仅 是欢快 的舞曲，其中有深度和忧郁，人们需要感受到这一点 。你看，我们距离波西米亚很近，波西米亚民间音乐总是充满渴望和思乡之情 。”即使是最热爱圆舞曲 的人也并不会认为一首施特劳斯圆舞曲能够拥有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和马勒交响曲的精神高度，圆舞曲这种体裁本身限制了艺术表现 的多面性。然而 ，这不影响最好的圆舞曲可以成为丰富而深刻 的艺术杰作。
当电影《2001太空漫游》以“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 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为伴随航天器驶向太空站和月球的音乐时 ，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接受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 的这种做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 的音乐会让人联想到酒店舞厅乐队或维也纳轻歌剧 ，从而让观众 的注意力脱离太空 。对此 ，库布里克的解释 是 ：“很难找到另外一首比《蓝色多瑙河》更能表现旋转运动 的崇高感 的优美乐曲 。”他认为 ，约翰·施特劳斯音乐中内在的复杂舞蹈律动，与太空站 的优雅运动有着奇妙 的契合。在这样 的语境中 ，这首著名的圆舞曲脱离与舞蹈 、与河流的联系，而具有了新 的意蕴和美。《2001太空漫游》在音乐运用上遇到的质疑 ，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蓝色多瑙河》等维也纳舞曲音乐在不同受众群中得到 的不同评价 ，以及在音乐史家中和学术研究领域引发 的争议。
《浪漫一代》（查尔斯·罗森著） 资料图片
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他 的《音乐中 的伟大性》一书中写道 ：“总有一天 ，约翰·施特劳斯会成为维也纳 的音乐纪念品，但不 是‘不朽的’。”漫步在维也纳街头的游客时常会遇到推销约翰·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票的人，约翰·施特劳斯 的音乐确实在很多时候被视为维也纳 的音乐纪念品 。所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将这样的音乐界定为不具有音乐“伟大性” 的艺术 ，与巴赫、莫扎特 、贝多芬 、威尔第不可同日而语。《古典风格》的作者、博学 的学者、钢琴家查尔斯·罗森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论著《浪漫一代》中 ，将约翰·施特劳斯 的圆舞曲与奥芬巴赫 的轻歌剧和格什温 的百老汇音乐喜剧一起归入通俗艺术 ，但同时强调它们都属于“伟大的通俗艺术”。当通俗艺术得以跻身于“伟大”行列时，其艺术魅力和价值使得无数平庸 的“高雅艺术”作品相形见绌 。
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等大量作品经常是以类似家庭作坊的方式快速谱写上演的，有时乐谱的墨迹未干 ，就由专人飞快地送至演出场所。有不少作品 ，甚至其中也包括《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都会作为素材循环利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 ，难免会出现大量雷同和艺术质量不高的作品 。然而，不仅是施特劳斯家族 ，还包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 的其他作曲家，如兰纳、齐雷尔 、苏佩、雷哈尔等 ，他们 的圆舞曲 、进行曲 、轻歌剧序曲和选曲 、波尔卡和加洛普舞曲等 ，虽然不像交响乐那样宏大和深刻，但其中的经典之作 ，也当得起老一辈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给予它们 的赞誉——“小型交响诗” 。就旋律天赋而言，约翰·施特劳斯和他 的二弟约瑟夫·施特劳斯真正无愧于伟大作曲家 的称号 。对他们 的旋律之美，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等“严肃”作曲家均有过由衷赞美。而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脍炙人口的圆舞曲旋律，几乎 是原封不动地借自约瑟夫·施特劳斯 的《神秘动力》圆舞曲 ，斯特拉文斯基也从维也纳舞曲中借了一段，他的舞剧音乐《彼得鲁什卡》中一个极为悦耳 的旋律 ，来自约瑟夫·兰纳的《施蒂利亚舞曲》，属于“完整借用”。
这些作品之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不能登大雅之堂，除了它们脱胎于伴舞音乐这一事实 ，还与创作技法相关 。奥地利学者马塞尔·普拉维在他的《约翰·施特劳斯 ：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中文节译本名为《圆舞曲之王》）中指出 ：“约翰·施特劳斯是美妙旋律的创作者——可是他从未试图对主题进行戏剧加工 。”我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这些乐曲由完整编制的交响乐团演奏 ，但它们并不是以交响化原则发展主题 的音乐，而是大部分时候将一段又一段旋律加以衔接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认为“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中 的丰富旋律妨碍了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在维也纳舞曲音乐中，也没有对主题的“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 。然而交响化原则、主题发展并非决定音乐 是否具有“伟大性”和成为经典 的唯一标准 。维也纳风味音乐中那些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辞旧迎新气氛的圆舞曲 、波尔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难以由那些更具有“伟大性”的作品替代。法国作曲家柏辽兹著名 的《幻想交响曲》第二乐章也是圆舞曲 ，标题为《在舞会上》，作为交响音乐篇章备受欢迎，而且，按照弗朗茨·恩德勒在《维也纳音乐史话》一书中的讲述，柏辽兹 是位真正 的维也纳迷， 是老约翰·施特劳斯 的热情追随者 ，并将与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友情延续至约翰·施特劳斯，然而 ，《幻想交响曲》中的圆舞曲让“维也纳人听来不敢恭维”。
《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马塞尔·普拉维著） 资料图片
诺伯特·林克在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 的《约翰·施特劳斯》中说 ，“约翰·施特劳斯的天赋让全世界 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随时踏进音乐 的殿堂” ，可谓一语中的。这正如库尔特·霍诺尔卡关于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所写 的——“伟大 的艺术和通俗性如此自然地携手走到了一起”。
Ⅲ.“第二拍现象”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的传统还体现在演奏本身所具有 的某些鲜明特征 ，如著名的“第二拍现象”，这就是普拉维在《约翰·施特劳斯 ：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一书中所描述的圆舞曲的“奥地利式轻松和优美”。也就 是说 ，在初听之下似乎一成不变的“嘭—嚓—嚓”基本节奏中，第二拍总是会稍稍提前到来 ，造成“抢拍”，而第三拍则相应地听起来往后拖延。威尔泽-莫斯特称这种“第二拍现象”为维也纳圆舞曲 的最奇特的传统 。圆舞曲的任何一次成功演奏都取决于指挥如何让音乐随摇曳的拍子自由前行 。在《蓝色多瑙河》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样的圆舞曲中 ，每一首小圆舞曲均通过优美的转调与之后 的小圆舞曲衔接 ，如同大自然中光与影的奇妙变幻 ，每一首小圆舞曲开始 ，意味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第二拍 。这 是维也纳圆舞曲无穷魅力 的源泉之一，是根植于维也纳爱乐乐团每一位演奏家内心 的艺术直觉，是任何一位站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台上 的指挥家都不可能改变也不会改变 的 ，因为那将构成对传统 的亵渎和冒犯 。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演奏圆舞曲的“第二拍现象”属于维也纳爱乐乐团著名 的“自动驾驶”模式的组成因素，也就 是说，第二拍 的奏法不需要指挥要求。但威尔泽-莫斯特在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的6首圆舞曲，显示出他对“第二拍现象” 的有意识关注 ，并使音乐具有了一定的新颖感 。这是真正意义上 的艺术创作与熟练 的重复演奏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 。
比利时古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当代古乐运动 的杰出倡导者之一约斯·范·伊莫希尔本着“追根溯源，还原本真” 的宗旨 ，指挥他创建 的“永恒生命”古乐团录制了一套约翰·施特劳斯作品专辑 ，深得好评。在他看来 ，所谓“第二拍现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作品 的传统一样 ，本身也经历了历史变化 。他写道：“1929年 ，克莱门斯·克劳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晨报》圆舞曲在曲目中 ，乐团作为整体听起来像羽毛般透亮而轻盈 ，低音线条推动音乐前行 ，弦乐几乎不用揉弦演奏，像是室内乐重奏……序奏部只 是比圆舞曲本身速度略慢 ，后者给人一种加速感 。有时但并不常见，第二拍拉长，然后保持几小节……1980年，洛林·马泽尔指挥同一乐团演奏《晨报》圆舞曲 。但如果这确实是51年后 的同一个乐团 ，那么团员中最年轻 的人也大概75岁了，而最年长者在115岁上下……此时的风格反映了另一个时代 。拉长第二拍 的观念如今已变为准则，圆舞曲开始得更加缓慢。”
英国乐评家理查德·奥斯本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所代表 的音乐传统与全世界 的和平联系起来 ，认为如果到了2142年，我们周围不再有人按照布鲁克纳交响曲诞生之初的方式演奏它们，不再年复一年地在新年音乐会上向全世界问候“新年快乐”，不在听众的掌声中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 ，那才 是悲剧，“谢天谢地！这种美好一直持续着”。然而，传统的守望之外，创新也始终存在 。2023年的15首正式曲目中 ，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奏响的曲目居然多达13首 ，这 是在曲目拓展方面前所未有 的壮举 。无论 是作为开场曲的爱德华·施特劳斯的《谁来跳舞？》快速波尔卡，还是之后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英雄诗篇》和《金翅雀》圆舞曲 ，都是让听众倍感新颖 的乐曲。即使两首曾经出现于往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节目单上 的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也不是像《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 的故事》或《天体 的音乐》那样为人们熟悉，《快乐的勇气》波尔卡在45年前 的1977年新年音乐会上由博斯科夫斯基指挥演奏过，节目单上 的最后一首曲目（在返场加演曲目之前）《水彩画》圆舞曲，演出相对较多 ，包括1966年（博斯科夫斯基指挥）、1983年（马泽尔指挥） 、1991年（阿巴多指挥）和2002年（小泽征尔指挥），1991年新年音乐会为这首圆舞曲所配 的以画家在雪地作画为内容的浪漫芭蕾，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在一场音乐会上集中首演新作 的做法 ，也是一种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风格 ，本身也构成一种传统——创新 的传统。
成立于2004年的维也纳女童合唱团首次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舞台，与维也纳男童合唱团一同演唱，这也 是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创新之一。邀请女性指挥家担任新年音乐会 的指挥，也开始作为话题被谈及。如何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自己的理念和方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探索。因为，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主席丹尼尔·弗罗绍尔在接受采访时所说 的，“毕竟我们不想成为有一天灭绝的恐龙”。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3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 ：“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 ：“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 ，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 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 、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 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 ，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 的世界 ，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 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 ，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 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 ，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 的历史基础 ，以及中国 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 ，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 的巨大差别 。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 。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 ，我们不应总 是执着于旧式 的地缘政治视角 ，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发展 ，并且从国际社会 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 ，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 的技术向善 ，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 ：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 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 ，这 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 ，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 、开发疫苗 、交流信息 ，这就 是一项全球性 的进程 ，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 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 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 的压力 ，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 、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 ，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 是否应从中国 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 ：在某种程度上 ， 是的 。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 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两者是密不可分 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 ，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 ，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 。西方不应忘记 的一个事实 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 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 ，它更重视文化价值 、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 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 ，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 ，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 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 。在这一意义上 ，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 ，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 的历史基础 。
我想补充 的 是，除了历史传统外 ，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 。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 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 ，尤其 是借助现代技术 的帮助后 ，这方面 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 ，这样 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 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
阿尔布劳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 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 。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 ，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 ，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 的。另一方面 ，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 。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 ，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 。与文明 的冲突相比 ，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 的风险和威胁 。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 。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 ，聚焦我们 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 、挑动冲突 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 、黑海班列首发 。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 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 ，或 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 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 。这些都 是真实存在 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 ：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 ：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 ，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 ，但“西方”绝对 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 。“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 。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 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 ，因为拜登基本上 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 、拥有什么政体 。
我认为 ，“统一 的西方”这样 的概念已经过时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 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 的目标，聚焦于务实 的项目 、为全世界树立榜样 ，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 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 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 的一项比较优势 。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 。孙睿 摄彭大伟 ：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 ，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 的要素 。而在过去50年间 ，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 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 的要素 的 。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 的 是，仅通过勤劳 是不足以创造财富 的 ，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 ，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 ，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 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
彭大伟 ：过去十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 的发展有何看法 ？最重要 的进展 是什么 ？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 的特点之一是 ，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 的价值 ，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 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 ，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 的那样，那么(中国 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 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 的价值与目标》(伦敦 ：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 ，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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