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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继续增强******

　　作者 ：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023年全球经济将延续2022年 的放缓趋势 ，呈现温和衰退；全球通货膨胀率有望下降 ，但仍将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受全球经济增速下滑 、地缘政治冲突等影响 ，世界贸易前景也难言乐观。总体来看 ，今年全球经济仍面临不小的挑战，但调整过程同时孕育着复苏动力，各国需通过多边合作来加强经济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在经历了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 的显著下滑后，2023年全球经济复苏面临较大压力 。地缘政治冲突、疫情 的不确定性、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刺激政策激进退出 的溢出效应等一系列外部冲击因素依旧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全球经济继续处于不稳定和波动时期 。

　　与此同时，2023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促进增长的宏观政策、全球产业链 的恢复、数字经济等新经济模式的发展 、全球国际合作 的推进等 ，为世界经济逐步回归低速增长 的轨道酝酿动力 。

　　全球经济将呈现温和衰退

　　2023年全球经济将延续2022年 的放缓趋势 ，呈现温和衰退 ，其中上半年依旧呈现波动态势，预计下半年将有所好转 。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的测算 ，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5%左右。2024年后，全球经济有望回到低速增长 的轨道。

　　具体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 ，美国经济出现实质性衰退 的风险增强。美联储激进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延迟效应 ，而美国劳动力市场 的需求下行压力增大，消费后劲不足 ，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的难度较大，在2023年上半年有可能出现衰退 。

　　欧洲将出现经济衰退 ，能源危机的持续影响、外部需求 的下降、紧缩的货币政策等使欧洲经济在2023年将大概率陷入增长停滞。

　　亚洲经济总体呈现复苏态势，中国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防疫政策调整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增强 ，但 是房地产业下行 、人口老龄化、外部需求不足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日本经济缓慢复苏 ，但人口老龄化等内在因素使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难以大幅提升，而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全球经济下行等外部因素使日本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 。印度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能源转型、离岸外包 、制造业投资扩张等使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处于较高水平，预计2023年增长6.3% 。

　　亚洲经济的复苏对于稳定全球供应链，为其他经济体提升外部需求，降低全球通货膨胀率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支撑。

　　通胀率下降但仍处高位

　　未来，全球通货膨胀率有望下降 ，但 是仍将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低通货膨胀率水平。

　　2022年 ，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激进加息政策 ，欧洲央行以及加拿大、瑞士、英国等国中央银行也同步采取了加息政策。与此同时，随着供应链紧张局势缓解、需求放缓 、库存增加导致 的价格折扣和住房价格下降需求减少等 ，预计全球通胀率将在2023年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全球通胀率将在2022年底达到峰值 ，为8.8% ；2023年降至6.5%；到2024年降至4.1% 。总体来看，全球通胀水平仍然超过2% 的中央银行目标水平 。

　　全球货币和金融条件 的收紧导致需求下降 ，并有助于逐步控制通货膨胀。美国在2023年着力于实现“软着陆” ，在降低通胀率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就业率。2022年美国在通胀率下降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失业率的大幅下降 。一些公司已经意识到 ，解雇员工可能在短期内减少成本 ，但以后会产生问题，由此他们可能会转向更“欧洲” 的模式，即在经济衰退期间将员工留在工资单上 ，以便以后能更快 、更平稳地复苏 。

　　虽然美联储2022年的加息已经显示出一定 的效果，各种通胀指标有所缓和，但对比历史上几次相对成功的“软着陆”，可以看到 ，本次通胀水平较高，劳动力市场较为紧张 ，这些因素显示出实现“软着陆” 的难度较大 。

　　欧洲在能源危机冲击下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供给和需求对通胀产生双向促进作用。不过很多学者认为 ，欧洲通货膨胀压力在2023年也将逐步缓解 。

　　国际贸易和金融风险增加

　　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地缘政治冲突等将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世界贸易前景仍不乐观 。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紧张程度加深 ，美国安全供应链和制造业战略新布局调整，在区域经济合作中采用了具有浓厚政治色彩 的“近岸外包”和“友岸制造”。这一切体现了以美国利益为中心 的心态，破坏了多边贸易体制，趋向于将现有价值链格局塑造为以美国供应体系安全为中心 的新格局，阻碍了全球供应链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融合。

　　202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采取央行同步加息以及收紧财政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这对全球经济恢复产生一定程度 的影响 。同时 ，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加 。美欧 的加息政策使得发展中国家 的融资成本增加，资本外流趋势增强。而外部需求 的下降使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收入降低，引发流动性不足和融资受限，使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转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加。2023年，由于对经济衰退 的担心，部分国家可能会停止紧缩性货币政策。在2022年 ，面对美国通货膨胀的高企和通胀预期 的增强，加息发挥了作用 。随着通货膨胀 的回落 ，利率上升周期或将结束。

　　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存在波动风险 ，2023年 ，预计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不会大幅下降 ，但将呈现波动下行的态势 。能源市场供求重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能源短缺问题依旧 是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挑战 ，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短缺对欧洲经济 的不利影响依旧存在，欧洲经济可能处于衰退状态 ，高能源价格对实际收入产生不利影响，天然气价格 的变化 是影响欧洲发展的重要风险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使世界经济 的稳定性下降，同时低收入国家粮食危机常态化风险加剧 。

　　总体来看，虽然通货膨胀高于历史水平、多数地区仍处于货币紧缩状态，叠加乌克兰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挑战。与此同时 ，调整过程也孕育着复苏动力。一方面，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 的发展引领全球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 ，进而提升全球增长动能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助推产业数字化转型。同时 ，国际政策协调和国际发展合作为全球企业提供了较为良好的经营环境，并提升了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期 。2022年底，世贸组织成员实质性结束《投资便利化协定》文本谈判 ，67个成员共同发表了《关于完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 的宣言》，宣布达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这展示了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复杂的当下，各国仍努力通过多边合作来加强经济协调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 ，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 ，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 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 ，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 ，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 ，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 ，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 ，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 的 ，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 ，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 ，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 、三孩 的意愿 ，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 ，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 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 ，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 ，市县 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 ，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 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的决定》印发 ，明确指出 ，当前 ，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 ，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 ，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 ，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 ，直至孩子3岁 。

　　后来 ，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 ，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 ，对三周岁以下 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 、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

　　此外，湖南 、吉林 、黑龙江、云南 、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 ，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

　　相较于省级层面 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 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的攀枝花市外 ，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 ，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 的家庭 ，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 、三孩 的夫妻 ，每月补贴200元、400元 ，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

　　值得注意 的 是 ，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 。如 ，北京市明确 ，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 ，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 ，生育二孩 、三孩 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 ，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 ，生育二孩 的给予50% 的补贴 ，生育三孩的给予80% 的补贴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 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 的资助 ，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 的资助 ；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 的，其恢复生育手术 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 ，育儿补贴 ，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 ，“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是经济支持 ，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 ，第三种是时间支持 ，比如育儿假 、产假等 。”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 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 ，育儿补贴 的作用其实 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 的生育成本 、儿童养育 、儿童教育 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 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 ，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 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 。但 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生活成本比较低 ，生育和养育 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 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

　　对此，任远建议 ，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 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 、养育 、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 的生育支持政策 。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 ，家庭生育碰到 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 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 ，女性 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 ，此外，家庭 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 ，因此 ，对这些地区 ，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 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 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 ，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生育水平持续走低 ，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 ，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 的平均生育水平 ，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 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 ，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 的效果。

　　其实 ，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 、韩国也已存在多年 ，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 ，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 ，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 、外国人和老年人 的就业 。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

　　“日本 、韩国生育率 的下降 ，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 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 。”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 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 ，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 的支持作用有限 。”

　　任远指出 ，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 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 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 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 ，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 ，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 ，任远提出 ，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 ，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 ，未来发展 的不确定性在提高 ，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 ，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 的效果 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 ，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 ，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 是家庭生活 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 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 的发展逐步减弱 ，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 的情感价值 、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 ，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 的价值 ，通过这种观念上 的重新塑造 ，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 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